徐高經濟學博士,中銀國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北大國發院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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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財政政策的寬松比貨幣政策寬松更重要
當前宣布的寬松政策還較多偏向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寬松細節還未公布。當前寬松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帶動實體經濟增長的企穩,還需觀察接下來財政寬松的力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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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到底需不需要經濟刺激政策?
缺乏宏觀思維的人可能會錯誤地將國家比作微觀企業,擔心更多的債務和貨幣早晚會讓刺激政策付出代價(比如債務危機和通脹及資產價格失控)。但宏觀經濟的運行規律并非僅憑得自微觀的經驗所能把握。在供給過剩的宏觀經濟環境中,政府債務(主要應為內債)和貨幣發行都可持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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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上中下三策,要避免滑入下策的不利局面
所謂“下策”,是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時,停止刺激投資,甚至打壓投資。這樣一來,中國經濟很可能重演1998到2002年的通縮局面。當前我國尤其需要避免走“下策”,需要保證投資的穩定來穩定經濟增長,進而在中美大博弈中站穩腳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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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就像自行車,快了什么都好說
在目前狀況下,尤其是在地產市場因為融資緊縮政策而低迷時,政府必須要站出來,通過杠桿的上升、債務的擴張,在實體經濟中創造需求以應對當前需求不足的困難。如果財政此時還要緊縮,或擴張幅度不夠,那么經濟需求不足的狀況會越來越惡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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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個維度,理解中國地方債問題
不明就里的人只會把基建投資和土地財政分割孤立地看,只看到它們的問題。但理解“中國模式”的人卻知道,這二者合起來,是成立的、且可持續的基建投資商業模式,是別國求之不得的成為“基建狂魔”的法寶。在這法寶中,地方債是關鍵一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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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短期壓力和長期出路在哪里?
想調節收入分配,需建立起自動調節投資的市場化機制;同時還要避免前蘇聯、東歐曾碰到的內部人控制國有資本的問題。因此,我認為應構建一個國有企業所有權的競爭市場。可以成立幾十個甚至更多的國有投資基金,把國有企業股份分給這些投資基金。這些國有投資基金可以相互買賣國有企業股份,并把基金份額分給老百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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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需不足是個收入分配問題
不再刺激投資、放任經濟增長下滑,并不會自動帶來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因而也不會自動消除內需不足問題,而只會讓內需不足變得更加嚴重。[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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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的真正“大招”在供給側,可以分三步走
當下推出的政策主要集中在需求側,放松了之前對購房施加的約束,比如說“認房不認貸”等。這些需求側的放松政策應該能夠促進房地產銷售的復蘇,有助于整個行業的穩定,但我認為,目前的房地產市場政策應當需求側和供給側并重,而且供給側更加重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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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在期望“一攬子”政策糾偏,這兩點是重中之重
產業結構的升級,與傳統增長引擎的呵護并不矛盾。如果不是2021年推出的融資緊縮政策讓地產行業陷入惡性循環,平穩發展的地產加上取得突破的汽車,我國經濟狀況必然遠好于現在。在市場已經做好了“立”的時候,我國宏觀政策需要糾偏不恰當的“破”。[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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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全面糾偏對中國債務的認知
財政部可以用舊瓶裝滿鈔票,然后把這些舊瓶選擇適宜深度,埋于廢棄不用的煤礦中,再用垃圾把煤礦塞滿,然后把產鈔區域開采權租與私人,讓私人企業把這些鈔票再挖出來——如果能夠這樣辦,失業問題就沒有了;而且影響所及,社會之實際所得與資本財富,大概要比現在大許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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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息是無奈的選擇
當前我國實體經濟低迷不是利率太高所致,而是地產和基建這兩個主要融資需求方(同時也是內需的主要創造者)被綁住手腳的結果——這樣的經濟低迷不是降息能化解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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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房地產、市場信心,中國經濟復蘇的隱憂在哪里?
美國、歐盟和日本加起來,仍然在我國總出口中占據了35.6%的份額。發達經濟體仍然是全球經濟的需求火車頭。發達經濟體景氣一旦走低,我國對包括東盟在內的其他經濟體的出口也難以繼續保持強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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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改善中國經濟,需讓更多錢流向居民
在中國經濟現實中,有相當大部分的收入流向了廣義的政府部門(包括國企),這些收入跟老百姓沒關系。老百姓真正持有的企業財產只有1/3多。同時這些企業財產在居民內部的分配也極不平衡,比如一些大企業家持有的企業股份很多,而老百姓持有的卻非常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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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還是“法寶”?首席經濟學家的“債務之辯”
第一,債務本身是中性的,有利有弊:雖然擴大總需求,提高信息的效率、外部性等,但在越來越多使用債務的過程中,也出現債務支出效率下降、效果邊際效應遞減等問題。第二,地方政府債務歷史上的成功是否代表未來的可持續性,仍需進一步思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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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需要重磅政策,給市場和老百姓交個底
我期待新一屆政府多算大賬,目標怎么確定?預算上準備要支出多少,估計能收入多少,缺口有多大,如何彌補缺口。給市場和老百姓交個底,這樣能夠給市場注入信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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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次少見的主動降庫存
一個更加可能的解釋是,當前產成品庫存的下降是制造業企業預期轉弱后的主動行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