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銳華東師大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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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史學家是如何為倭寇辯護的？
最近幾年，與日本右翼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史家宮崎市定的著作被大量翻譯到中國，在中國的圖書市場中頗為流行，成為了大眾歷史領域的新寵。不過，宮崎市定不僅是一位史學研究者，而且早年還參與了日本的侵略戰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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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看待儒家民本思想？
能否澄清儒家民本思想的本來面目，能否剖析民本思想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能否揭示先秦和明清之際相關政治言說的具體訴求，對于在思想層面普及名副其實的民主理論而言至為重要。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亟需解決的理論課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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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一本關于“帝國主義”的小冊子，能給今天帶來什么啟示
胡繩承認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面貌發生了變化，但這并不表示帝國主義理論不再適用。而是需要人們根據新的時代特征，從先前的理論出發，進一步加以完善、轉化，讓理論能夠和新的實際情況相符合，分析資本主義的新動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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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政治成熟”的契機 ——新媒介與當代中國青年新歷史觀的形成
不少青年人正在形成一種具有較強共性的中國近現代史觀，即不再把中國共產黨之外的各種政治力量視為近代中國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而是借由新媒介所提供的史料、數據與中外比較，認識到它們自身有著十分明顯的缺陷與弊端，不足以承擔救國救民的重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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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的剖析，帶給我們哪些啟示？
克服官僚主義，關系到鞏固黨的執政根基，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官僚主義的剖析與批判，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一直警惕黨內滋生官僚主義。[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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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否定入關學，但要看到這些問題
“入關學”的討論，不禁讓人想起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入關”之后會怎樣？在“入關學”的話語里，不但要注意到早期建州女真之勇武，更要注意到清中葉以后統治集團之墮落。從吸取歷史教訓的角度而言，后一點甚至更為重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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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人士眼中，南京國民政府有哪些毛病？
南京國民政府在現代化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比如培養了一些各行各業的人才；在財政與金融領域引進了一些現代的管理方式；在基礎建設方面修筑了公路、鐵路；在抗日戰爭中，為抵御侵略者作出了貢獻。但是，這個政權一直存在著一些從未被認真解決的基本癥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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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疫情要靠“政治能力”，它從何而來？
對于談政治的人，為了讓所談論的內容更具質量，似乎也應具備一定的政治能力。近代著名地理學家沙學俊在194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談到，許多以“開明分子”自詡的人，“在團體活動中，他們往往胸襟狹、氣量小、有學問不一定有能力，尤其是領袖能力和組織能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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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國歷史的“大一統”敘事，是關乎國本的大事
有識之士之所以苦苦探尋救亡圖存之道，不正是因為西方列強的入侵，嚴重危害到了中國的疆域版圖，也就是政治統一，讓中國有慘遭瓜分之險？而許多對國家問題的分析與論辯，都基于如何維系歷史中形成的統一之局。若沒有這種強烈的救亡意識，時人哪里會孜孜不倦地探尋西洋諸國的富強之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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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義式”政治留下的歷史教訓，值得警惕
民國政治的官僚作風更是當時許多人的批評對象。政治公文里的“等因奉此”幾乎成為民國時期官員形象的代名詞。不少機關既缺乏能嚴格執行的規章制度，又沒有良好的政治風氣。貪污、無能、顢頇、推諉，幾乎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主要標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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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文牘政治”成為滋生官僚主義的溫床
“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甚至比較嚴重，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得比我多。但報喜不報憂，這也是官僚和封建的東西。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系。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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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工業革命的敘述，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又掐起來了
所謂“看不見的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意識形態建構。當然，李斯特的學說盡管可以拿來商榷，但聯想到蘇聯解體后的“休克療法”致使曾經傲視人間的前蘇聯工業體系瀕臨衰亡，就可以證明在現代世界里，國家的作用千萬不能被低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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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統”能為當代中國的國際戰略提供多少啟發？
宗教在近代史上承擔著為民族國家形成與殖民擴張背書的任務。如果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類似于基督教在西方歷史上的地位，那么廖平運用儒學典籍中的名詞與概念來構想全球秩序，其意義就在于彰顯了儒學在這一時代變局下仍有話語權與解釋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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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后三十年，留給我們什么啟示？
陳旭麓用大量篇幅敘述了1920年代以來的左翼思潮、工人運動與現代農民戰爭，正是五四運動所形塑的這些新的政治力量，使中國具備了擺脫近代以來政治經濟困境的可能性，特別是回答為何“帝國主義長期侵略下卻又滅不了中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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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如何復興？百年前李大釗如是說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李大釗頗致力于闡述“新中華民族主義”。在他看來，“新中華民族主義”的核心要義即強調此主義之新，在于打破過去長期存在的文化上、風俗上、語言上的區隔，在參與新政權的過程當中形成堅實穩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政治民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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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想想，“民國大師”有這兩種類型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過去百年之際，如何進行嚴肅的思想與文化探索，依然十分關鍵。是像魯迅一樣深入民族精神內部進行拷問與反思的中國命運擔當者？還是像顧頡剛那樣深埋在“學人”的圈子里敏感而高傲的生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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