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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銳】

在政治行為當中，參與政治活動的具體的人的能力之高低，對于是否能產生好的政治結果十分重要。固然，在復雜的社會結構與社會環境里，必須要建立一套較為固定的、能滿足各種政治基本需求的、有操作性的、大體能讓大多數人受益的制度，但是絕不能產生一旦制度確立，政治活動便可一路順遂之念。因為再好的制度也需要具體的人來執行。中國古人論政之時非常重視為政者的品行與見識，這絕非古代先賢只知“人治”而不知所謂的“法治”，而是他們充分意識到在古代的社會條件下，政治的良莠與參與政治的人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系，故而反復提及、不斷討論。對于現代政治而言，這一方面體現在從事政治工作的人是否熟悉這套制度的建立宗旨、基本運作邏輯、自我修復機制等關鍵要素，另一方面則體現在他（或她）是否具備從事政治活動的相關能力，比如知識積累、對社會現實的了解程度、基本心理素質、基本道德品質、分析與判斷能力、組織與溝通能力、執行能力等。如果在這些方面有所缺陷，那么不但不能使相應的制度體系有效運作起來，反而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弊病，讓政治體系陷于失調甚至停滯的危險。

《獅子王》劇照

抽象的談“政治能力”過于玄遠，具體的“政治能力”似可一論。對于近代以降的中國而言，除去因人而異的個人稟賦而言，所謂“政治能力”大體上包括以下三個要素：首先，對于中國與世界基本狀況的認識。毋庸多言，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與世界形勢的變動息息相關，如何認識中國，如何認識世界，如何在此基礎上思考何謂好的政治，這不僅是一個知識層面的問題，更關系到如何將這套知識具體運用到政治活動當中。其次，有效解決復雜政治與社會問題的能力。近代以降，中國社會出現了十分明顯的轉型，產生大量新的社會現象與社會問題，甚至這種出“新”的頻率越來越快，這就十分考驗為政之人是否有能力在此世變之下有效處理這些狀況。一旦恪守舊章，不知變化，其后果往往不甚理想。最后，是否具有對不同群體進行溝通的能力。近代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大眾”開始進入政治活動當中，政治制度必須有效吸納。同時，只有獲得了具有真正普遍意義的“人民”的認同，一個政治體才有能建立十分堅實的根基。這就要求為政之人具有較強的與不同階級、不同立場的群體有效溝通，將各類信息、訴求、甚至情緒進行消化、處理、反饋的能力。

這些“政治能力”的培養大體而言有兩種途徑。一是借由學校教育以及學科培養，使相關人士掌握特定時期內被認為是重要的政治知識，然后以這些知識為基礎去進行各種政治實踐。在現代社會，由于是否具備“專業化”已經成為評判各行各業從業者水平高低的重要標準，于是在政治領域遂也出現了對“專業化”的各種想象。在這一點上，晚清政治很有代表性。晚清中國讀書人群趨日本學習“法政之學”，這背后凸顯的就是清政府為了施行改革，把日本的政治與法律制度作為主要模仿對象。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產生了大量日本各色法政學堂畢業之人，他們大多填充到清末民初的各級政府之中。清政府也聘請不少日本教師來到中國，任教于各類傳授專門知識的學堂。當時不少的制度與法規也是有樣學樣，徑直把日本的相關內容給復制過來。至于這些物什是否適合中國社會，是否有助于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基本問題，這就不是多為年紀輕輕的法政學堂學子們所考慮的事情了。因為在他們眼里，日本屬于“文明國”、“先進國”，就像當代中國的美國想象一樣。

另一種培養“政治能力”的途徑就是從實踐出發，在實踐中認識中國，認識世界，把書本知識與實踐相結合，把由實踐而認識到的現象升華為理論，并且要敢于和廣大民眾，特別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接觸，善于聽取他們對各種問題的看法，在此基礎上形成從事政治活動的能力。毛澤東強調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本本主義；反對“言必稱希臘”，強調要改造學風，熟悉中國的歷史；主張經風雨，見世面，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不斷解決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關的各類問題；以及新中國成立后倡導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開展理論問題大辯論，干部參加勞動。凡此種種，都是希望各級領導干部熟悉中國的基本國情，了解中國復雜的社會狀況，具有較強的行動能力，能夠與老百姓進行溝通，在立場與價值觀上和他們緊密相連。

《古田軍號》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