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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兩種培養與鍛煉“政治能力”的路徑并非截然對立，而是應該相輔相成。就是既要具有一定的知識積累，又要善于從實踐中認識問題、解決問題。毛澤東本人就多次主張要在黨員干部當中開展一場“讀書比賽”，不但讀歷史、讀政治，還要讀哲學，讀邏輯學。但問題在于，人們往往把第一種方式視為金科玉律，把后一種方式日漸淡化。而且就算是第一種方式，獲取知識的來源也多為某一時期的流行之物。比如大量關于“新加坡模式”的教材與小冊子，以及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公共管理教科書、經濟學教科書。且不說這些知識是否能夠讓人全面認識存在真實矛盾的、處于不斷變化中的、具有動態歷史情境感世界，這些知識中所強調的政治準則與治理模型是否真的能與中國社會接榫，是否能讓大多數人從中受益，至少從實踐層面來看，或許也還是一個未知數。當然，這樣的弊病也并非今日始。早在1930年代，蔣廷黻就如是感慨：“在我們貴國的大學學市政的或者知道紐約、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漢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學‘政制’的都學過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點的連蘇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學過，但中國的政制呢？大多數沒有學過；就是學過，也就是馬馬虎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們的大學不是在這里為中國造人材，反在這里為英美法造人材?！被蛟S值得今天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在1957年的《論十大關系》里，毛澤東就已經在強調要正確處理好中國與外國的關系，不能在國內建設中照搬別國（主要指的是蘇聯）的經驗，要善于借鑒和反思并存，而晚近以來在不少領域里，又能看到這些蔣廷黻所批評的存在于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現象？

一旦沾染上了這樣的弊病，其危害絕不至于知識層面的優劣高低，而是會造成類似于“系統錯亂”的狀態。即對由政治體自身的宗旨、目的、路線而生的政治傳統、政治風格、行動邏輯、考核標準、糾錯機制越來越陌生、越來越疏遠，甚至在那些公共管理教科書與各種刻畫“彼岸”美好場景的小冊子的長期“教誨”下，仿佛覺得這些政治傳統、政治風格、行動邏輯、考核標準、糾錯機制是一種比較“反?！钡摹八摺?，是一種在“歷史終結論”式的歷史觀中必將漸漸被“淘汰”的東西。因此，一旦在保留著原有的架構的政治體中進行具體操作，將很難讓其像過去那樣順暢的“開動”起來，而是左支右絀、倍感吃力，名詞還是那些名詞，符號還是那些符號，可看似那么回事，但又不是那么回事。如此這般，即便在抽象意義上很有“政治能力”者，在具體場景中也會顯得“能力”有限。因為其“能力”已然不是與這個“系統”相匹配的“能力”了。

因此，或許需要回到在實踐中認識中國，認識世界，把書本知識與實踐相結合，把由實踐而認識到的現象升華為理論的傳統上來。從新的實踐出發，分析其過程中出現的利與弊、得與失，重新探討、敘述政治體自身的政治傳統與運作機制，然后再以這樣的記憶機制為基礎，結合新的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各樣需要面對的問題，形成有助于培養“政治能力”的知識體系與經驗參照物。更有甚者，這不僅關乎“政治能力”，還關系到政治認同。這并不是率由舊章，而是返本開新。在這個問題上，古人所說的“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是很有道理的。

自然，在某種特定語境里，所謂“政治能力”指的就是巴結、討好能決定個人前途和命運的能力。相信大多數人都會覺得一旦這種“能力”流行開來，將造成十分嚴重的政治窳敗后果。這其實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般而言，大多數能決定他人前途和命運的人，總是不自覺地偏向于與自己好惡相近、性情相投、利害一致、服從指令的人。此乃人性使然，雖令人生厭，卻難以杜絕。但是判斷政治風氣是否良好，還在于除了這些因素之外，文章開篇所言的具體的“政治能力”是否能作為銓選考核的主要標準。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是能在那些個人情感好惡因素之上，有更為關鍵且客觀的標準作為決定性條件?；蛘哒f，一旦建立起良性的激勵機制與考核機制，那些有助于政治發展的“政治能力”將會不斷得到提升。否則，此政治風氣似乎亟需改良。延安時期毛澤東強調“五湖四?！痹瓌t，主張“必須不斷地提拔在斗爭中產生的積極分子，來替換原有骨干中相形見絀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從組織原則上就與當時派系林立、任人唯親、賣官鬻爵的國民黨形成了鮮明對比。

最后，對于談政治的人，為了讓所談論的內容更具質量，似乎也應具備一定的“政治能力”。近代著名地理學家沙學俊在194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談到，許多以“開明分子”自詡的人，“在團體活動中，他們往往胸襟狹、氣量小、有學問不一定有能力，尤其是領袖能力和組織能力；他們往往過于自信，過于自尊，因而漠視紀律、輕視旁人，這就成了‘不能令，又不受命’的人”。此論引起蔣廷黻寫了一篇名為《漫談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的文章。他認為“學者和專家，在英美社會里，并沒有政治的號召能力”。因而追問：“談政治，最忌憑空創設烏托邦或假定某一部分的人天生圣賢。人情并無別的或階級的天生差異，我們為什么迷信知識分子在現階段的中國能夠而且應該擔負特殊的使命呢？”他的答案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家庭”，可是“他們雖不是勞動階級的子弟，卻知道稼穡之艱難”。只是不知蔣廷黻是否料及，這個預設其實很不牢靠。“知道稼穡之艱難”也是需要各種條件與機制的，一旦相應的條件與機制喪失，很可能因“大多數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而表現出來的各種特征就會更為明顯，蓋過“知道稼穡之艱難”。這樣一來就很容易出現他所描繪的“英美社會”里的現象：“靠知識吃飯的公教人員，因其所得待遇的優裕，實是中產階級，其利害關系與一般工商界是打成一片的”。由于“實際政治大部分是利益集團的斗爭”，那么如此這般，知識分子還會不會“知道稼穡之艱難”呢？這或許是使談政治的人具備“政治能力”的過程中必須要正視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