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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銳】

最近幾年，與日本右翼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史家宮崎市定的著作被大量翻譯到中國，在中國的圖書市場中十分流行，成為大眾歷史領域的寵兒，同時還有不少專業(yè)研究者為其背書。宮崎市定不僅是一位史學研究者，而且早年還參與了日本的侵略戰(zhàn)爭。

從1939年到1944年，他以京東大學東洋史專家的身份參與了旨在為日本侵略服務的東方文化學院與東亞研究所的相關項目。在1943年，他出版了一本專門討論日本歷史的著作《日出之國與日沒之處》，從書名就可看出，他援引《隋書·倭國傳》中“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的記載，凸顯日本是所謂“日出之國”，中國乃“日沒之處”。如果說此書中的這段話是日本使臣刻意張揚其主體性，那么宮崎在戰(zhàn)爭背景下取此典故以為書名，其目的也就顯而易見。對此，他晚年如是評說：

《日出之國與日沒之處》成書于“二戰(zhàn)”期間，今天再次閱讀，不可否認，在我撰述意圖中確實有些“發(fā)揚皇威”的意思在里面，措辭上也顯得有些過時，今天看簡直毫無辦法。然而對我來說，那種動不動就通過揭露自己國家的劣根性來表示進步的現代風潮，反而令人覺得不適。還有，如書中的《倭寇的本質與日本的南進》一篇，因當時急于表達自己的主張，今天看來已經完全失去了應有的說服力。[1]

“二戰(zhàn)”以后，日本國內開始清算戰(zhàn)爭期間的意識形態(tài)。這其中固然有美國支持下帶有美式自由主義色彩的反戰(zhàn)宣傳，但影響更大的當屬具有鮮明左翼色彩的學術研究與大眾宣傳，特別是在東洋史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史學頗為流行，或許這便是讓宮崎深感不適的“現代風潮”[2]。由此可見，宮崎本質上并未否定自己在此書中的核心觀點，只是覺得書中的措辭時代感過強，太“急于表達自己的主張”，致使失去“應有的說服力”。換句話說，假如此書在修辭上更加巧妙、表達上更加靈活，是不是就更有說服力呢？

宮崎市定

宮崎提到收入此書的一篇名為“倭寇的本質與日本的南進”的文章。文章題目中的“日本的南進”，不禁讓人聯想到“二戰(zhàn)”期間日本軍部的南進政策。如此直白的措辭，或許就是宮崎后來所說的太“急于表達自己的主張”。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此文為倭寇所做的翻案及其背后的政治意圖。

宮崎開篇即言：“所謂倭寇，絕對不是以強取財物為目的的強盜集團。”[3]23為什么這么說？他從分析明代負責海外貿易的市舶司開始。他認為后者旨在為明廷服務，日本一方的受益者也限于室町幕府的將軍及其周圍權貴，對于雙方民眾而言，這一機構的作用極為有限。因此，“兩國的民眾必然會在中國沿海的島嶼上尋找適當的地點進行走私貿易”[3]28。明廷對此自然是嚴厲取締，而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宮崎對于此時日本人心態(tài)的描述：

日本人只是希望能夠和平地進行貿易，即使這樣的貿易違反了中國的國法，但這也似乎與日本人無關。因此，在明軍與走私成員爭斗之時，日本人基本上保持著事不關己的中立態(tài)度，只是希望騷亂能夠盡早平息，期待著明朝允許日中兩國民眾自由貿易的日子早點到來。[3]31

宮崎一面提到日本參與中國沿海的走私貿易，一面又說此舉即便違反明代律法，也和日本人無關，因為日本是在搞“自由貿易”。且不說此處的“自由貿易”明顯挪用了近代西方全球擴張時期的概念，根本不是古代東亞世界的史事；其直接目的，更是意在彰顯日本是東亞“自由貿易”的維護者，而明代中國則是“閉關鎖國”，不讓本國“民眾”與日本自由做生意。此論宛如鴉片戰(zhàn)爭前夕，帶有武裝殖民集團性質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指責清政府封閉自大，拒絕與其展開“自由貿易”一樣。

明仇英《倭寇圖卷》局部

照此邏輯，日本商人為了維護中日之間的“自由貿易”，自然不能僅止于“期待著”，而是要有所作為：

世人動輒將倭寇誤解為以掠奪為目的的海盜行為，實際上并非如此……日本商人最初可能只是觀望，但一旦意識到既有的權益無法恢復，中國的貿易伙伴又被官府羈押，受到迫害，因此，當有貿易伙伴請求他們出手援助時，便再也無法坐視不管，從而加入復仇戰(zhàn)爭中去。這才是倭寇的本質，才是他們的本來面目。兩國政府之間的統制貿易無法滿足民間的要求，于是民間貿易開始興起，對民間貿易進行干涉，并從干涉發(fā)展到軍事討伐，然后對軍事討伐進行復仇，然后對復仇進行援助，經過了這一系列的過程才出現了倭寇。[3]33

正如施米特所指出的，把海洋作為區(qū)別于陸地的空間規(guī)劃，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而“這種區(qū)分原則支配了17、18世紀的國際法的基本結構——海洋開放、第一個全球化地球圖景誕生之后的國際法基本結構”[4]。這背后是西方列強開始通過航海活動對廣大的非西方地區(qū)進行瓜分。而這一歷史過程的物質基礎、經濟動力及其如何打著諸如“自由貿易”之類意識形態(tài)說辭，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也進行了十分深刻的分析。[5]

由此可見，宮崎筆下的倭寇根本不像生活在古代東亞世界里的人，而是神似近代西方全球擴張中的各色先驅者。在這樣的論述框架下，倭寇就成為具有現代意識的群體，他們不但具有類似“契約精神”的氣質，拯救深受中國“體制”束縛的“民間商人”，而且通過一系列俠義之舉，敲開封閉的中國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