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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人對其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贏利有些突如其來的驚喜。否極泰來，然泰極亦可生否，天下既沒有一直吃虧也沒有一賺到底的買賣。2002年的伊拉克戰爭、2011年的利比亞內戰，再到今天南蘇丹動蕩時中資企業大批撤回及中泰“大米換高鐵”計劃擱淺的事實預示，中國軟實力在國際市場開拓中的有效性——如無硬實力迅速彌補——已近極限，由此引起的帶有強力乃至暴力色彩的政治反彈及由此造成的中國海外市場份額的巨大收縮已“風起于青蘋之末”[136]。

對此，特別是對中國有能力保障的國際市場范圍我們當有充分的評估并將我們以外向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及時調整到“要靠實體經濟，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時候都不能少，我們自己的飯碗主要要裝自己生產的糧食”[137]的思路上來。

事實上目前中國有能力保障且可持續開拓的國際市場范圍基本不出亞洲。至于亞洲之外的利益，我們要學會在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換中保持其穩定性增長。可以肯定，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加，中國與其他國家進行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換的籌碼將會越來越多。

五、東海是當前中國安全主要矛盾

在西陸和東海兩個方面，中國同期只能在一面取得突破且不能走得太遠，這是中國歷代尤其是漢朝、唐朝特別是清朝治邊的有效經驗，在這方面矛盾處理得比較好的是新中國外交。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面臨東部需要解放臺灣、西部需要解決藏疆問題的雙向任務。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上向全黨作了題為《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他強調：

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138]

當時美國明確幫助蔣介石集團并且介入朝鮮和越南的南北內戰，對此，中國選擇了以基本建設為牽引的依陸向海、在雅爾塔框架中聯蘇抗美的策略；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對中國北方的安全壓力日增，蘇聯入侵阿富汗后，中國又果斷地做出以改革開放為牽引的依海向陸、在雅爾塔框架中聯美抗蘇的策略選擇。為此毛澤東與尼克松握手，這為鄧小平時期的中美建交做了很好的鋪墊。

不僅如此，戰略上，中國也由此擺脫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益加重的中國不得不兩線作戰的困境。這一點毛澤東說得非常明白。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139]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140]

毛澤東與尼克松見面

當代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已獲得了快速發展，海外利益已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重要動力，而臺海統一尚未完成，日本軍國主義又急速膨脹、其突破憲法第九條非戰條款的危險在即。這使歷史又回到類似中國五六十年代的安全形勢之中，東急西重又成了目前中國安全環境的主要特點[141]：在東部地區，臺海兩岸尚未統一而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又在新世紀迅速膨脹；在西部地區，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受到重創并被迫撤出，這將在中亞留下戰略真空并引發新的戰略力量的崛起，并對中國西陲產生新的安全壓力。

筆者在此再次強調，如果此時俄羅斯再從這里抽身，那這種壓力在東海問題日增的當下，對中國而言就是不可承受的。在東西兩向的安全壓力下，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不要四面出擊”和“兩面作戰”的策略對我們認識今天的安全形勢及其解決方法仍是有效的。不言而喻，中國也必須再次做出相應的依陸向海的策略調整。

如果說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安全問題是生存問題，那么，80年代之后中國的安全問題就是發展問題。發展安全是這一時期中國安全哲學的核心概念[142]；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時期的發展問題就是生存問題。中國西域是中國整個發展的托底和大后方，但“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都是從海上來的，不要忘記這一歷史教訓。”[143]今天以臺海統一為總牽引的東海安全已成為中國發展必須突破的瓶頸所在，這使東海再次成為中國安全問題的主要矛盾。我們只有認識和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才能全盤統籌，確保中國未來發展在根本問題不出現“顛覆性”的錯誤[144]，為中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打下穩定的國基。

（作者說明：本文主要內容刊發于《世界政治與經濟》2014年第3期。在本文在第四部分提出中國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貿易贏利已近極限，在特朗普上臺后引發并在西方世界范圍開始涌動經濟民族主義的今天，需要特別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