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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8日，毛澤東對羅馬尼亞同志說：“經濟合作委員會，我看有兩個前途：一個就是垮臺或者解散。根本不需要什么經互會，而由雙邊的或者多邊的會談來搞經濟合作。這是一個前途。”[117]

但是國際合作尤其是在“中間地帶”[118]的國際合作，也要走“群眾路線”，它不應當只是單方面發出的“邀請”，而應當是在雙邊或多邊共同倡議并在公約規則中平等參與的行為。這樣的合作盡管緩慢且曲折得多，但做起來比較踏實，也比較實際。

1950年10月6日，毛澤東電告正在支援北越的陳賡：“發表戰報要說老實話，殲敵一個人繳敵一支槍，即說一個人一支槍，不要說兩個人兩支槍，養成樸實作風。”

同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志愿軍入朝前夕電告彭德懷等：“我們應當從穩當的基點出發，不做辦不到的事。”[119]

1965年2月21日，毛澤東在聽取薄一波匯報工作時說：我自己也犯錯誤，北戴河主張大煉鋼鐵，提出鋼鐵翻一番的要求，鬧人海戰術。我到新鄉，耿起昌[120]對我說，可不得了，這么多人上山大煉鋼鐵，沒有飯吃怎么辦？我一看形勢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覺得不好。說泄氣話了。這些教訓都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現在想想過去那幾年鬧了多少笑話！當薄一波匯報到如何緊跟主席思想時，毛澤東說：什么緊緊跟上我的思想？是緊緊跟上客觀情況，掌握客觀規律，按客觀可能辦到的就辦，不可能辦到的就不辦。[121]

毛澤東用同樣的認識觀察國際事務，注意到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122]為美國設計的“遏制”戰略邊界過于龐大并拖垮美國的現象，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訪華后不久，他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123]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24]有多少干糧走多少路是制定決策的正確態度。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指示對我們今天外交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四）中國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貿易贏利已近極限

辦事之難，難在事后人際關系的消化而不難在戰果的獲得。不難預料，這些被命名為各式“大陸橋”“國際大通道”的跨境鐵路及其物流一旦成勢，我們面臨的真正困難可以說也就真正開始。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何嘗不是磨合乃至沖突之路。且不說歐洲人對當時奔馳在絲綢之路上的“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125]是怎樣的印象[126]，只要看看1998年的“印尼排華事件”及中國曾在伊拉克、利比亞和今天南蘇丹、烏克蘭[127]等的一些投資項目乃至與泰國達成了“大米換高鐵”[128]、與緬甸達成的昆明-皎漂鐵路計劃[129]可能或已經擱淺的結局，就會明了沒有以相當的自衛手段為依托的經濟“紅利”，其增長是有極限因而是不可持續甚至還會發生逆轉的。

1998年，印尼排華現場照

那么，中國國際貿易增長的極限何在呢？

我們知道，生意也是政治的繼續。國家外貿的國際份額是其在世界中所據有的政治份額決定的，而中國能在大國“中間地帶”獲得廣大市場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由于中國產品的物美價廉，而更多的是由于這些處于中間地帶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政治的需要。

它們需要中國因素以打破歐美的控制；出于同樣的理由，這些國家也不會完全排斥歐美并以此獲得政治平衡。這樣的哲學考慮在客觀上規定了中國國際貿易增長的極限和底線。至于兩者即極限和底線之間的空間容量，不完全取決于中國商品質量、價格等經濟因素，而主要取決于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政治需求程度[130]。

毛澤東明白這個道理，1956年2月10日，他在會見泰國友人時說：“美國提出了口號，要反共、反中國，在這里造了一道墻[131]，但實際上是為了控制墻南各國，損害這些國家的利益，使得各國的大米、橡膠賣不出去。亞洲各國可以相互幫助，泰國的大米、橡膠可以在亞洲找到市場，我們愿意同你們進行貿易。”[132]1965年3月，毛澤東指示外事部門：“不能靠多送禮的辦法拉友誼，友誼要靠政治。”[133]毛澤東從政治上楔入和開拓中國外貿空間的思路在今天仍需我們認真領會和深入學習。

西方人更懂得“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134]的道理，國際壟斷資本在世界其他地區屢試不爽后轉用于對付中國的“茉莉花”式的“武器的批判”，目前看已近乎失敗，那剩下的可能選擇如果不是“批判的武器”，又可能是什么呢？歷史上，市場經濟活動也不是請客吃飯，更不是繪畫繡花，市場歷來是與政治暴力相伴而行的文明形式，而文明與野蠻只有一步之遙：當你錢賺得勢不可擋的時候，野蠻就接踵而至。[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