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久久精品免费福利电影,国产又黄又大又粗视频,A级毛片免费播放无码,人人妻人人爽人人澡欧美一区

復盤十年經濟減速：我們是否走過彎路？

觀察者網：2015年下半年，您就開始擔憂通縮的問題，當時學者們大量討論“改革還是刺激”的二元對立問題。比如不少人認為，經濟下滑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問題，不是周期性問題，刺激不能解決問題，只能關停并轉舊產能，支持“三去一降一補”；您則呼吁要引入一攬子刺激計劃擴大內需。轉眼又過了七八年，一直到了2024年9月政策才有反轉。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要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如果回頭來復盤，您覺得當前與那時候的局面相比，我們對中國經濟的認識，哪些發生了改變，哪些更清晰了，哪些可能走了彎路？

余永定：2010年中國克服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實現V型反彈。2010年底中國GDP增速為10.6%。然而自2011年以后中國GDP增速開始逐年、逐季下跌，2019年GDP增速為6.1%。

2020-2022年三年疫情期間，中國GDP平均增速為4.7%；2023年GDP為5.2%；2024年GDP增速可能略低于5%。與此同時，2012年3月中國PPI開始連續54個月負增長，2019年6月連續23個月負增長，2022年10月至今依然負增長。2012年5月后中國CPI增速跌破3%，除非個別年份增速都在2%左右；2023年以后則徘徊在0上下。

2016-2023年中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情況數據來源：財政部和國家統計年鑒

由于中國經濟增速的持續下跌，在2012年前后，越來越多經濟學家開始論證中國經濟增速的持續下跌是由諸如人口老齡化、規模收益遞減、環境代價、改革滯后等長期因素造成的，換言之，經濟增速下跌是必然的。進一步的推論是：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不但無用，反而會使情況變得更糟。西方經濟學家更是認為，中國“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撞墻”；中國經濟“正徘徊在危機的邊緣”。

長期因素、慢變量對經濟增速的影響，是緩慢的、是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實現的。它們無法解釋逐年甚至逐季的經濟增速變化。例如，2015年中國適齡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增速都明顯高于2011年，但2015年中國GDP的增速卻由2011年的9.6%降低到了7%。這種變化同人口老齡化沒有什么關系。用長期因素、慢變量解釋中國經濟年度、季度增速下跌是不合乎邏輯的。經濟學家在解釋某種經濟現象時要一環扣一環，不能跳躍，就像證明幾何定理一樣，不能從公理一下子跳到某個要證明的定理。

不僅如此，我們也應該看到在中國還存在許多有利于經濟增長的長期因素如：城市化、產業升級、科技革命、人力資本的提高等等。誰能否定技術革命將抵消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不利影響的可能性呢？

數據公布時間為2022年圖片來源：新華社

其實我自己在1998年就曾撰文說明由于長期因素的作用，中國不可能永遠保持超高增速。但我們并不能確定在什么時候，中國經濟增速將會下降到什么水平。事實上，1998年之后中國經濟又維持了近十年更高的經濟增速。2010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跌，中國的經濟奇跡可能已經結束。但誰能夠證明中國經濟增速只能達到6%、5%或4%呢？

如果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速只有6%或5%，另一方面通貨膨脹嚴重，或許我們可能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到今天這種程度是不可避免的，即便采取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也已無回天之力。但實際情況是：在經濟增速下降到6.1%的同時，CPI增速僅為2.9%、PPI為-0.3%，我們是能夠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

不少學者當年曾建議打破赤字率不超過3%的禁忌，但赤字率最終卻被確定為2.8%。政府投資是“應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有力工具”，應該“通過政府投資和政策激勵有效帶動全社會投資” 【3】，但當年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速僅為3.8%（不含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而中央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融資的貢獻則更是微不足道，僅為0.4%。在這種政策下，實現6.1%的經濟增速已經是實屬不易的了。

在決定宏觀經濟政策方向之前，政府應該首先判斷宏觀經濟處于何種狀態：是過熱，抑或總需求不足？如是前者，就需執行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若是后者，則應該采取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若恰到好處，則實行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判斷宏觀經濟是過熱還是總需求不足，應該主要看兩個指標：“經濟增長速度和通脹率”。西方國家一般只看通貨膨脹率；美國看失業率和通脹率。

由于時滯問題，根據經濟增速（失業率）和通脹率這兩個風向標決定宏觀經濟政策走向并非易事。加之中國國情的復雜性，各種矛盾現象的相互交織，中國政府不得不謹慎行事。但我們在經過十余年的經濟增速持續下跌和低通脹之后，仍未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而是采取了基本上中性偏緊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同兩個認識問題有關：

第一，產業層面的“產能過剩”現象，妨礙了對宏觀層面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斷。在宏觀層面，只有“經濟過熱”（總需求大于總供給）和“總需求不足“之分。決定是否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應該只看通脹和經濟增速（含失業率）兩個指標，如果經濟增速下降（失業率上升）、通脹率低于根據長期趨勢預定的目標（如CPI增速低于3%-4%），就應該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當然，如前所示，會存在時滯問題。否則，就應該實施中性或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

中國確實存在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但“產能過剩”是結構性、行業性問題，不應該也無法用宏觀經濟政策解決。宏觀經濟政策是針對整個經濟而不是某個具體產業的。在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箱中，沒有直接解決產業層面問題的工具。產能過剩之類的問題，應該主要靠市場機制和競爭政策解決。

由于“產能過剩”是產業層面的問題、是結構性問題。“去產能”不應該是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箱中也沒有解決產能過剩的工具。例如，財政部不能因為鋼鐵產能過剩而執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央行也不能因此而提高準備金率和基準利息率。

“產能過剩”只能交由市場機制解決，并輔之以某些不屬于宏觀經濟政策范疇的特定政策。特定產品的產能過剩是一個動態過程或周期性的。例如，鋼鐵產能、芯片產能和電動汽車產能，在某個時期可能過剩、另一個時期可能不足。財政和貨幣政策只能用于實現當期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對于某個產業或產品的跨期供求失衡是無能為力的。

第二，結構改革和需求管理之間關系的糾結。結構改革是宏觀經濟調控之外的另一個領域的問題。這個領域的問題包括體制改革問題、產權保護問題、法治建設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增長方式問題、經濟發展問題、產業政策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公司治理問題、金融監管問題、金融深化和自由化問題、人口問題、社保問題、產業組織問題、區域經濟問題等等。

在西方國家，結構改革的內容包括深化資本市場、發展更為富有競爭性和靈活性的產品和勞動市場、培養熟練工人隊伍、增加研發和新技術投資、降低準入門檻、簡化審批制度、鼓勵企業家精神等等。其最終目的是通過提高生產效率，提高潛在經濟增長速度。西方國家所說的結構改革的內涵，同我們所理解的結構改革是一致的，但中國式結構改革包含更多體制改革內容。

為了討論方便，經濟學家往往把經濟問題分為兩大類：結構改革（structural reform）和宏觀需求管理（或調控）。凡無法用宏觀經濟政策解決的問題，都放在結構問題的“筐子”里。而為解決結構問題進行的改革，則稱之為結構改革。

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我們傾向于認為經濟增速持續下跌，是“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導致的，或者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比經濟增速（就業）更重要的目標。強調結構改革無疑是正確的，經濟增長確實也并非一切。

結構改革同實施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并無矛盾，而且是相輔相成的，但兩者要解決的畢竟不同。例如，我們應該加強產權保護（屬于廣義的結構改革問題），但產權保護并不能自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西方國家產權是清晰的，但這并不妨礙西方經濟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解決周期性危機要靠宏觀調控而不是加強“產權保護”。

當然，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語境下，不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不解決結構性問題，實施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無法穩定經濟增長。事實上，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廣義的結構改革），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就無法建立，宏觀調控當然就無從談起了。歷史上，某些超越宏觀經濟調控范圍的結構性問題，確實對宏觀經濟穩定形成干擾。在未來，如果結構改革滯后，就可能會嚴重影響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

但同樣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種可能性是：不實施“超常規”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扭轉已持續多年的經濟增速下跌趨勢和克服通縮壓力，就無法扭轉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悲觀預期，結構問題就難于解決。

總之，一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必須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根據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轉化，不失時機地轉換工作重點，調整政策的時序。

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學者，特別是在經濟政策研究領域的學者，在過去10多年來創造了大量詞匯。然而這些新詞匯中有不少缺乏明確定義，或缺乏內在的一致性，更多的是“為新而新”。

例如，結構是同總量相對應的一個范疇。無論是總供給還是總需求，都存在結構問題。例如，給定GDP，我們可以討論GDP的結構，而這種結構又可以從不同的維度出發進行討論，如需求結構、收入結構和產出結構等。

按照一般解釋，“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是2016年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4】如此理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存在不一致性問題。

例如，“庫存”是投資需求的一部分，去庫存顯然是“需求方”問題。“去產能”應該是指減少投資（如減少房地產投資或降低房地產投資增速）從而減少未來產能，“去產能”也應該是“需求方”問題。“去杠桿”是指減少債務，減少債務大概率同減少投資需求有關，因而“去杠桿”也應該屬于“需求方”問題。“降成本”和“補短板”可以算是“供給側”問題，但基本上不是宏觀經濟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供給側”還是“結構改革”呢？如果是后者，在“結構改革”之前加上“供給側”這個定語，是否有違奧卡姆“思維經濟原則”呢？

2022年12月15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領導指出“總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2023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總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2024年9月24開始，中央多部委向市場釋放了進一步加大貨幣和財政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的重要信號。有些提法甚至同過去形成鮮明對照。

12月9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等等。這些提法都是前所未有的。

可以相信，中央確定的2025年宏觀經濟政策方向是正確的。只要積極落實擴張性的財政和支持性貨幣政策，把政策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措施；與此同時，積極推進結構改革，中國一定能夠扭轉經濟增速持續下跌的趨勢，克服通縮壓力，在2025年實現5%的經濟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