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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胡適之的妙計

今天總有些朋友拿著某些官方指定的工資標準，就大談民國尊重知識分子，教師待遇高，進而推導民國教育多么了不起。其實不管政府主觀意愿如何，除了極少數人，知識分子的待遇都好不到哪里去。因為工資標準是虛的，錢是發不出來的。當時人有謂：

教育為第一窮部，富有勢力者，類唾棄不顧，每月廿五支發薪費，內、陸、海三部例領現金，以有軍警關系也。他部署則搭發紙幣，惟教育部不但無一毫現金，且積欠亦難望補發，蓋以學生為人輕視也。

民國社會衰敗，就業率極低，往往一個教授要養活一家十幾口人。甲校拖欠工資怎么辦？去乙校兼職。兼它五、六所學校的教職，總能領到一份工資吧。

試想一個教師四處兼職，能有多高的教學質量呢？其實還好，不就是一份講義十年不換，照本宣科，讀完了事嘛。

在蔡元培、李石曾瞎整之后，北大的經費可以說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好在美國人退還了庚子賠款，還能拿美國人的錢，不，拿我們賠給美國人的錢辦教育。

當時美國人用退款成立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簡稱“中基會”）。1931年，中基會第五次常會后，干事長任鴻雋就聯合蔣夢麟等人，聘請胡適、翁文灝、傅斯年、陶孟和、孫洪芬為顧問委員，負責議決基金分配。

抗戰勝利后，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提到：

先生當年曾有一妙計，以中基會助北大，今日更頗有妙計，惜中基會已不成也。

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等人拿中基會的錢注入北大，一舉解決了北大的經費來源問題。真是功德無量，可惜這些人不是善茬。要不然最多算慈善，怎么能說“妙計”呢。

當時胡適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下轄國文系和史學系。前者由馬裕藻當主任，后者的主任是陳受頤，實際受傅斯年控制。蔣校長讓胡適放手管理文學院，當年待他和傅斯年不薄的馬裕藻，一下子就成為了這幫人的絆腳石。

北大文科的工資和活動經費都是胡適等人發的，他們能不為所欲為？當時有個叫“京平津滬各大學讀書聯合運動會”的組織，就揭露了大量中基會的“黑幕”，稱中基會成立以來就把持在“北大派學閥手里”，“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獎勵文化，文化蕩然；提倡教育，而教育反遭摧殘。”

果然，拿到錢的胡適開始了他清洗反對派的工作。1934年底，胡適在總結當年工作時，頗為得意地說道：

外國語文學系減去四個教授，添了梁實秋先生，是一進步；中國文學系減去三個教授，添的是我、傅斯年（半年）和羅常培，也是一進步，……中國文學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無用的舊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課程。此事還不很徹底，但再過一年，大概可以有較好的成績。

好一副生殺予奪操之我手的帝王派頭！

這些辭退的所謂“舊人”當中，包括了林損、許之衡等人。重要的是，胡適等人通過辭退林損、許之衡，逼迫馬裕藻讓出國文系主任一職。加之此前傅斯年一面煽動學生鬧事，一面連蒙帶騙轟走史學系主任朱希祖。長期夾著尾巴做人的胡適，到這一刻終于清理了章門弟子，徹底翻身做主人。

此時的胡適，門庭若市。別人來拜訪，他基本不回訪，這在當時是極不禮貌的。但前往阿諛奉承者仍絡繹不絕，誰讓此人掌握許多人的飯碗呢？一顆跨時代的學術巨星，就此冉冉升起。

公允地說，北大文科換血不能一概而論。某派某人長期擔任主任，確實不利于學科的多元化發展。但輪到胡適等人，又豈能容忍多元化？僅憑胡適那番話，就不難看出，所謂“兼容并包”，對蔡元培來說僅為外表，對胡適來說就更不成立了。經此一役，北大真正實現了百分百的新文化派——考慮到朱希祖等人也是新派學人，這里所說的百分百新文化派還應該加一個定語——某一派別的新文化派。

相比較其弟子傅斯年，胡適還算仁慈。對待恩師馬裕藻，傅斯年當面畢恭畢敬，以師尊相稱，背后卻寫信給蔣夢麟，稱“馬乃新舊為號，顛倒是非，若不一齊掃除，后來必為患害”，勸其“當機立斷，似不宜留一禍根”。不管傅氏對中國學術發展有什么貢獻，從人品而論，不登大雅之堂也。

在胡適、傅斯年等人的掌控下，曾經在北大風光無限的章門弟子要么趁早跑路，另謀高就，要么全面抗戰爆發后被迫留在北平敵占區“管理校產”。真令人唏噓不已。也許這算是北大章門弟子咎由自取，要是當初他們真能“兼容并包”以學術而不是門戶作為衡人量事的標準，又怎么會落到如此境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