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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辭而別的蔡校長

提起五四運動，就不能不說一個叫作“研究系”的政黨組織。它的全名是“憲法研究會”，前身是由梁啟超、林長民等一班政客組成的進步黨。該黨先是依附于袁世凱，袁氏歿后又曾經投靠過段祺瑞。關于這班人的黑歷史，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列，這里僅需要提及一件事。

1917年，黎元洪與段祺瑞之間的爆發了著名的“府院之爭”。實力不濟的黎元洪不得不與國會多數黨國民黨聯合起來對付有槍有糧的段祺瑞。研究系本來在國會干不過國民黨，發現這是千載難逢的翻盤機會。其領袖梁啟超就與湯化龍密謀，一方面故意挑撥國民黨國會與段祺瑞的矛盾，一方面派骨干林長民四處煽動支持段祺瑞的督軍團前來北京干預政治。

果然，到了5月19日，吉林督軍孟恩遠就領銜各路軍頭通電全國，要求解散國會：

議會專制口吻，尤屬顯彰悖逆，肆無忌憚。……如此而欲求國家治理，能乎不能？……勢非舉內外行政司法各官吏，盡數變為議員仆隸，事事聽彼操縱，以暢遂其暴民專制之私欲不止。

這位領銜的孟恩遠督軍在天津有一家大型妓院，通電發出，一時輿論紛紛驚嘆：“孟大茶壺倏然變身法律家！”（按，“大茶壺”是當時人對于妓院伙計的稱呼）不用說，這份文采飛揚的電文出自于林長民之手。

當然，老奸巨猾的梁啟超等人很清楚督軍團里張勛這樣的二桿子，整天想復辟大清。他們煽動督軍團干政，目的就是要這位二桿子出頭，好讓段祺瑞憑借“再造共和”的偉大歷史功績，一舉蕩平黎元洪、國民黨等反對派。

果不其然，張勛宣布復辟清王朝，段祺瑞在天津馬廠誓師討逆。研究系政客不僅鞍前馬后策劃一切，更于“再造共和”之后竭力促成段氏向日本人秘密借款。毫不夸張地說，梁啟超、林長民等人的所作所為不僅造成了南北國會的分裂，更是大大推動了中國政治的軍閥化。他們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不過就是想控制國會，組織研究系內閣。

然而梁啟超等人機關算盡，卻忽視了段氏的得力干將徐樹錚十分厭惡他們。為了防止他們奪權，徐樹錚在1918年3月組織了個“安福俱樂部”，并通過作弊贏得了大選。研究系竹籃打水一場空，遂轉而成為了段祺瑞和安福國會政敵。

談論五四運動，不能不了解這些背景。比如電影《我的1919》里，陳道明飾演的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有句經典臺詞：“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其實顧維鈞從來沒說過這句話，它出自于林長民的手筆。學生的愛國情緒成為了研究系打擊政敵的最好手段，原本竭力支持秘密借款的梁啟超、林長民，倏然成為了秘密借款的堅定反對者。良心耶？野心也！

還在1918年10月23日，原本頗為厭惡研究系的蔡元培卻跟研究系和舊交通系的政客聯合發起了和平期成會（次年初退會）；12月9日，又跟熊希齡、汪大燮等研究系要員發起了協約國國民協會，表現得十分積極。

蔡校長在此時突然喊出了“勞工神圣”的偉大口號，可惜這不是因為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胡適后來就回憶：“蔡先生和當日的幾個開明的政治家（如林長民、汪大燮）都是宣傳威爾遜主義最出力的人。”

蔡元培等人為什么對威爾遜的“國民外交”情有獨鐘？不久前，當政的段祺瑞政府剛剛向日本人秘密借款。研究系機關報《晨鐘報》因為在9月曝光了這次借款而慘遭查封，不借著這個機會鼓吹國民外交更待何時？

我當然不敢否定他們鼓吹國民外交是出于愛國主義，但如果認為他們僅僅出于愛國主義，那就大錯特錯了。林長民、汪大燮在一年前還是秘密借款的竭力推動者。從推動秘密借款到反對秘密借款，變化的只是屁股的位置。

時至1919年5月2日，研究系的機關報《晨報》就在頭條刊發了“外交大失敗”的消息。面對群情激昂的莘莘學子，蔡校長做了些什么呢？我們的作者這樣說：

他主張教育獨立，保護學生，“五四運動”時期對學生的愛國行為“睜一眼閉一眼”。學生火燒趙家樓后，北洋政府抓了32個學生，其中有北大學生20人。蔡元培大力營救學生，甚至放狠話道：“要治罪，治我一個人罪好了！”

但事實情況是，5月9日，蔡校長卻疲倦了，不辭而別，跑掉了。他留下一張“啟事”：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系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系。特此聲明，唯知我者諒之。

“殺君馬者道旁兒”說的是某君的賽馬跑得又快又好，引得路邊的小孩歡呼鼓掌，某君很開心，就讓馬不停地跑，結果把馬累死了。所以是路邊的小孩殺掉了馬。誰才是蔡元培所說的“道旁兒”？大家可以想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