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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啟超看來，20世紀是19世紀自由競爭時代的后果，也是其反面：伴隨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和社會沖突，資本集中和國家干預成為新的潮流，前者以托拉斯為標志，后者以社會主義為新的方向。“乃舉天下厭倦自由，而復謳歌干涉。故于學理上而產出所謂社會主義者，于事實上而產出所謂托辣斯者。社會主義者，自由競爭反動之結果。托辣斯者，自由競爭反動之過渡也。曷云托辣斯為反動之過渡也？托辣斯者，實‘自由合意的干涉’也。”

在這里，梁啟超從自由合意的干涉角度混淆了托拉斯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也就難以解釋他在文章中所列的1882—1900年間美國通過的各項反托拉斯法案的真正意義。他甚至以辯護的口氣說明托拉斯可能調和勞資矛盾，希望將托拉斯作為一種生產制度提供給中國人參考。但這些誤解并沒有妨礙他得出如下結論：“托辣斯者，生計界之帝國主義也；夫政治界之必趨於帝國主義，與生計界之必趨於托辣斯，皆物競天擇自然之運，不得不爾。”

即便在同一篇文章中，梁啟超對托拉斯的論述也包含著矛盾。一方面，他引用數據證明托拉斯成立后勞動者的薪資有所增長，但另一方面，他又如同拉法格一樣，看到了資本集中和壟斷組織的出現勢必激化勞資矛盾。

社會主義運動以保護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為目標，而托拉斯“則資本家權利之保障也。資本家與勞力者，方為兩軍對壘之形，做短兵相接之勢”。梁啟超比較社會民主黨人的經濟主張，發現他們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的學說有許多重疊，均將托拉斯視為“變私財以作公財之近階梯”，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

事實上，類似主張已經出現在中國革命者的早期宣傳中。例如，朱執信在《民報》第2期發表《德意志革命家小傳》，以馬克思學說和法國政治經濟學為參照，提出綜合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構想。除了介紹《共產黨宣言》的階級斗爭思想之外，他特別分析了馬克思和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經濟主張：廢止土地私有，一切地租充公；征收累進稅；否定繼承權；沒收依據外國及反叛者財產，由國民銀行及獨占事業及信用于國家；交通機關為國有；增加工業器械，強制施行平等勞動，結合工農業，縮小工農業差別；設立義務教育制度等。梁啟超認為社會主義及其資本國有化的主張“實世界之公理，將來必至之符”，但在當時之中國卻沒有實現的條件。

1904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外資輸入問題》的長篇研究報告，分析“近今列強之帝國主義，皆生計問題趨之使不得不然也”，而資本過剩“實列強侵略中國之總根源”。綜合言之，“二十世紀以后之天地，鐵血競爭之時代將去，而產業競爭之時代方來。于生計上能占一地位與否，非直一國強弱所由分，即與亡亦系此焉……即前者惟有國內托辣斯，今乃進而為國際托辣斯”。

針對美國及其他歐洲列強對內實行干涉主義、對外采取帝國主義的態勢，梁啟超逐漸轉向伯倫知理（ Bluntchli Johann Caspar， 1808—1881）的國家有機體理論。由于晚清思想研究聚焦于反滿革命還是立憲改良、國家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常常忽略了促成梁啟超轉向國家主義的契機是對帝國主義的思考、對社會主義條件尚不成熟的分析。

國家主義問題與社會主義問題是同時發生的，它們都致力于帝國主義時代帶來的困境和挑戰；康、梁在國家問題上與民族主義者的矛盾和斗爭表現為改良還是革命的對立選擇，但這一對立選擇需要置于雙方對于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特征及中國在其中的位置的不同判斷中進行分析。國家與民族的區分和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不同選擇實際上是從對帝國主義的雙重特性，即經濟特性與軍事特性的評估中衍生而來的。

（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17年第4期，作者已授權觀察者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