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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正如歐洲的“19世紀”定義了其他世紀一樣，在中國“19世紀”以及其他世紀的概念全部是“20世紀”意識的衍生物，即先有了“20世紀”的意識，才會創造出自己的前史。這個前史在此之前的中國并不存在，它存在于別人的歷史上。在1900年之前，中國人沒有在這個意義上討論過“世紀”的問題，也從來沒有把“世紀”作為我們時代的自我意識。“世紀”的意識是與20世紀緊密相連的，它和過去一切時代的區分不是一般時間上的區分，而是對一個獨特時勢的把握。這個時勢把他者的歷史、把整個外部的歷史變成自己的歷史，同時也將自己的歷史置于全部歷史的內部予以解釋和指認。

這是全球范圍的共時性關系的誕生，也是從共時性關系中確認其內部非均衡性的開端。這也是空間與時間得以相互置換的條件：空間關系經常被納入時間關系中敘述（最經典的表述即傳統／現代），時間關系也不斷地被重新空間化（最經典的表述即東方／西方），但兩者實際上都是剛剛誕生的、包含著內部非均衡性的共時性關系的產物。中國歷史由此被置于近代地理學框架下的總體史的視野內，從屬于一種全球性的，從而也包含了內部矛盾和沖突的歷史敘述。

在這一時刻，或者在這一局勢中，不但傳統知識和策略失去了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有效性，而且在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時代從異域（主要是西方）獲得的那些知識和策略也逐漸地失去了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直接效仿的意義。

中國問題與世界及其各局部的關系是相互制動的。20世紀的中國思想從中西對比的主導框架逐漸展開出諸如“中間地帶”“三個世界”或其他的局部范疇，并通過反帝愛國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或自由民主運動等相互支持又相互沖突的議程展開朝向未來的現實運動。在1900年前后，世紀意識上承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取法西洋的思想，但同時又與其拉開了距離。它所對應的是一種新的局勢，后者是由一種剛剛被理解的獨特的資本主義形式，即帝國主義的全球體制的確立為其前提與主要標志的。

由于“世紀”這一范疇的誕生，晚清時期逐漸成型的中西古今關系都被重新界定了。如果僅僅著眼于語匯或日常生活世界的延續性，便難以把握這一時代的政治特征。“20世紀”既是一個時間性敘述，又是一個時勢性判斷，兩者在相互糾纏中同時登場。

1899年11月17日，應孫中山之邀，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決定經檀香山前往美國訪問，目的是“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乃于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臘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橫渡太平洋”。后因康有為命令，他在檀香山停留下來處理保皇會事務。

1900年1月30日，梁啟超夜不能寐，寫作了《二十世紀太平洋歌》。這首長詩將康有為倡導的“公羊三世”說與歐洲文明史觀相結合，將人類文明分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其中以中國、印度、埃及和小亞細亞四大“古文明祖國”為主體的“河流時代第一紀”作為“據亂世”的時代，以地中海、波羅的海、阿拉伯海和黃海、渤海等周邊文明為主體的“內海文明時代第二紀”作為“升平世”的時代，而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為標記的“大洋文明時代”則是最新的發展。

有趣的是，梁啟超用亂世、小康描述前兩個文明階段，卻并沒有用“大同”或“太平世”描述他所稱頌的“四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行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銷為日月光”的時代，恰恰相反，這是“懸崖轉石欲止不得止，愈競愈劇愈接愈厲，卒使五洲同一堂”的時代，是“鼎鼎數子只手挈大地，電光一掣劍氣磅礴太平洋”的時代，與大同或太平世相距甚遠。

如果20世紀標志著太平洋時代的到來，那么，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呢？梁啟超斷言：這是“民族帝國主義”的時代，是不同于此前帝國時代列強并爭的新時代。他在夏威夷開始對帝國主義問題的思索不是偶然的：美國的新型殖民主義正是從1898年侵占夏威夷，1899年占領菲律賓群島、關島、威克島和波多黎各開始的，其殖民地從1898年的1.7萬平方公里增加至32.4萬平方公里。梁啟超慨嘆道：

吁嗟乎！今日民族帝國主義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強，英獅俄鷲東西帝，兩虎不斗群獸殃；后起人種日耳曼，國有馀口無馀糧，欲求尾閭今未得，拚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門羅主義北美合眾國，潛龍起蟄神采揚，西縣古巴東菲島，中有夏威八點煙微茫，太平洋變里湖水，遂取武庫廉奚傷；蕞爾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費商量。我尋風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詳，物競天擇勢必至，不優則劣兮不興則亡。

所謂“民族帝國主義”是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的產物，它以民族作為擴張的單位，不同于傳統的帝制國家。在這一時代，“爾來環球九萬里，一砂一草皆有主”，“惟馀東亞老大帝國一塊肉，可取不取毋乃殃”。“噫嚱吁！太平洋！太平洋！君之面兮錦繡壤，君之背兮修羅場，海電兮既設，艦隊兮愈張，西伯利亞兮鐵道卒業，巴拿馬峽兮運河通航，爾時太平洋中二十世紀之天地，悲劇喜劇壯劇慘劇齊鞈鞺。”20世紀是“大洋文明時代”的延伸，其特征是伴隨電訊、海洋軍事和交通（鐵路和運河）的發展，權力的中心從大西洋、印度洋向太平洋過渡，美國逐漸占據新的歷史位置。梁啟超正是由此獲得啟發，在《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之后，發表了名震一時的《少年中國說》。

1901年，剛剛經歷了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干涉，敏感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在新世紀的晨鐘中辨識這一時代的特征。他們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展開了對時代的判斷。梁啟超放眼世界，斷言中國（以及俄國）正處于為19世紀狂飆飛沙所驅突的時刻，如初離海岸之一葉扁舟，“停頓時代”戛然而止，正處于向彼岸前進的“過渡時代”。

這是告別專制時代向新政體轉進的“政治上之過渡時代”，是從鄙棄詞章考據之學轉向未來新學界之“學問上之過渡時代”，是從厭棄三綱五常、虛文縟節并希望代之以新道德的“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代”。從時間觀的角度說，將中國的歷史區分為“停頓時代”與“過渡時代”已經不同于公羊三世說的敘述框架，更像是一種從歐洲現代性的時間觀念中直接衍生而來的歷史判斷。

晚清公羊三世說試圖將歐洲時間觀的挑戰納入儒學世界觀的內部，但在新的危機中，這一努力顯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這一困境是伴隨對于帝國主義的思考同時到來的。

1901年，幸德秋水出版《二十世紀の怪物 帝國主義》，試圖對帝國主義時代做出新的解釋。《新民叢報》于次年9月1日刊登廣告詞曰：“帝國主義者，以兵力而墟人之國、屋人之社，以擴張其勢力、開拓其版圖之謂也。今日世界號稱強國者，蓋無不守此主義，而其膨脹之力已浸浸乎越于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而及于我國而未有艾。我國人將歡迎之而利用之，抑為所推倒、所摧滅也。今本書字之曰怪物，則其議論之新奇精警，雖未開卷而可想見。本書特采譯之，以為我國人之鑒觀而猛省焉。”幾乎與幸德秋水發表其帝國主義論著的同時，中國思想領域也開始了對于帝國主義問題的探索。

1901年，早前一年創刊于橫濱的《開智錄》發表了署名自強的文章《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廿世紀世界之前途》，從另外一個角度呼應了梁啟超對“二十世紀”這一歷史時刻的判斷：“今日之世界，是帝國主義最盛，而自由敗滅之時代也。”這篇文章很快就被梁啟超在《清議報全編》卷二十五的附錄一《群報拮華通論》中轉載。

幸德秋水的論述與梁啟超、自強的文章相互呼應，但視角和側重點并不相同。這是東亞地區最敏感的心靈對于世界進程的新的認知，也是全球范圍內產生的第一撥有關帝國主義的理論解釋。

他們的分析與霍布森（J. A. Hobson）的著名研究幾乎同時，早于其名著《帝國主義：一項研究》（1902年）一年發表。我們理應將他們的討論置于霍布森的《帝國主義：一項研究》、拉法格的《美國的托拉斯及其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意義》（1903年）、希法亭的《金融資本》（1910年）、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1913年）、考茨基的《帝國主義》（1914年）和列寧的名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年），以及奧托?鮑威爾、布哈林等在1913年前后圍繞盧森堡著作發表的重要論文等帝國主義研究序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