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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全球視野產生了一種“理論方式”，即通過對其他世界及其事件的論述對“中國現實”進行介入，又從其他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中重構自我認識。80年代末以來，重新解釋法國啟蒙與蘇格蘭啟蒙、重新分析法國革命與英國革命都是為了探尋中國變革所應遵循的道路，這一方式正是在20世紀誕生的過程中形成的。

這當然不是說全球性比較的視野直到此時才出現。早在1845—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就已經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論述過17世紀以降，尤其是英國工業革命之后，“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例如，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無數勞動者的飯碗，并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么這個發明便成為世界歷史性的事實”。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提出了不同于黑格爾版本的“世界歷史”問題。

在經濟史領域，人們通常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形態在19世紀70年代進入新的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但真正形成較為系統而完整的帝國主義理論尚需等待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在19世紀末期，尤其是20世紀初期，一批有關帝國主義的著述在相互爭論中相繼面試。霍布森、盧森堡的立場各不相同，但都從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的矛盾著眼，即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生產過剩危機，來解釋帝國主義現象；希法亭則從流通領域著眼，分析工業資本的集中、銀行領域的變化和金融資本的形成，探索壟斷性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關系。

列寧就是在對前述理論的綜合批判中，從生產的集中、壟斷資本的形成及由此產生的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的支配作用，研究了19世紀70年代以降資本主義經濟的演變。

就中國而言，早在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魏源等人已經將中國置于一種新的世界關系中理解面臨的挑戰和危機。如果說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作品顯露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比較要素，洪仁玕的《資政新篇》則展現了一種從縱橫交錯的世界關系中論述中國前途的方式；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活躍人物著眼于中西比較探討中國的變革之路，康有為的“公羊三世說”從中國歷史轉向世界關系，試圖在新的框架內建立全球性的論述，并將中國問題納入這一全球性論述內部。

但是，針對19世紀70年代以降全球資本主義新形態的論述要等到新世紀降臨的時刻才清晰地浮現，新的認識無疑綜合了先前的各種論述。在這些論述中，無論是對時代癥候的診斷，還是對變革方略的闡釋，均顯示出不同以往的特征。

全球性比較與“世紀”的意識相互伴生，籠罩了1900年前后的中國思想世界。“世紀”的誕生伴隨著不同類型的舊時空觀的式微（包括“公羊三世說”的逐漸退出舞臺），以及在新的時空觀中重構自我理解方式的文化運動。思想的變遷不可能截然兩分，但在這一時刻，世界觀的某種斷裂依然清晰可辨。圍繞俄國革命、法國革命、土耳其革命，以及美國問題、德國問題、日本問題等，不同政治派別為闡明自己的主張而展開辯論，其中心的主題是革命還是改良，是共和憲政還是君主立憲，是人民主權還是國家有機體，是維持土地私有還是重構土地關系，是維持舊帝國還是重啟民族爐灶，以及如何面對資本主義的新型社會專制等問題。

比較的幽靈四處出擊，這里只能略舉數例。我們先從對20世紀中國具有深遠影響的俄國問題開始。

1881年5月1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彼得堡遇刺身亡，行刺者5人被捕并判處死刑，開啟了一系列以暴力恐怖手段攻擊沙皇及其專制政體的行動。這些革命行動的組織者可以追溯至1861—1864年由車爾尼雪夫斯基、赫爾岑等人在彼得堡創立的“土地與意志”組織，1876年由普列漢諾夫、米哈伊洛夫、 迪烏特切夫等重建的同名組織，1879年創建的革命恐怖組織“自由或死亡”等，以及同年由前述兩個組織合并而來的“人民意志”組織。他們也正是此后社會民主黨人革命運動的前奏。這些組織的核心是推翻沙皇專制制度、重新分配土地、宗教自由、民族自決等。19世紀90年代，革命力量逐漸整合，社會民主黨人的力量日益壯大。

清俄關系是17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帝國間關系，但兩國內部政治的變遷對于對方的影響十分細微，我們能夠找到的相關歷史文獻主要集中在邊界、貿易、逃人、戰爭、條約等方面。

甲午戰爭后，俄國為其在中國的利益策動并主導了“三國還遼”，并因此而獲得了在中國東北的大量利益。1903年4月，俄國撕毀《東三省交收條約》，拒俄運動在中國各地展開，留日學生秦毓鎏、葉瀾、鈕永建等人在東京錦輝館發起成立準軍事組織拒俄義勇隊，后易名學生軍，同年5月11日因清政府勾結日本政府干涉被迫解散，易名軍國民教育會。

在20世紀降臨之前，中國改革者和革命者很少關注俄國的國內事件，但日俄戰爭爆發時，像長期與俄國爭奪利益的北歐國家一樣，許多中國人歡迎俄國的戰敗、支持俄國國內的革命運動，他們終于注意到俄國社會內部洶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并試圖將俄國革命運動的火焰引入清末革命的浪潮。1903—1905年前后，中國的革命黨人與立憲主義者圍繞俄國革命問題展開辯論，前者贊揚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行動和革命勇氣，以“多數政治”和公民自由對抗專制政體，后者警告革命可能對民族也對王朝帶來嚴重破壞，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立憲改革和地方自治實踐，避免可能的政治潰滅。

自此以降，兩國內部不同力量之間從思想上的互動，到理論上、政黨組織上、國家層面和國際合作領域的互動配合，構成了兩國政治變遷的重要動力，并對20世紀的全球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俄國問題變成了中國革命和變革的內部問題。

針對俄國戰敗、革命烽火遍及中俄兩國境內的復雜情境，梁啟超在《新民叢報》連載發表長文《俄羅斯革命之影響》，從多重維度分析俄國革命的起因及其影響。

他首先列舉了四個促成革命得以發生的基礎條件：一是貴族對土地的壟斷和貴族與農民之間巨大的經濟不平等；二是東正教的國教地位、國教對異教徒的排斥，以及由此產生的宗教不平等；三是多民族帝國內俄羅斯民族與其他各民族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等級關系，造成了種族不平等；四是上述階級的、宗教的、種族的不平等導致弱小階級、宗教和民族無法參與政治機構，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這些基礎條件又與其他契機相互結合，產生了革命的火花。這些契機包括：在1815年參與遠征拿破侖聯軍之后，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思想不期而然地傳播至俄國；尼古拉一世于1825年繼位后施行嚴酷專制為革命埋下了火種。梁啟超還敘述了革命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組織和早期革命運動的作用，以及日俄戰爭的失敗所提供的革命契機。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在文章開頭描述了彼得堡工人罷工所造成的巨大影響，但并未對1905年革命的嶄新因素即工人階級集體力量的展示給予足夠重視和分析。

與另一位從自己國家的命運出發密切地注視著俄國革命的德國觀察家韋伯一樣，梁啟超特別關注俄國地方議會和自治運動的作用和失敗。

俄國地方自治會主要在俄國歐洲的部分及烏克蘭，分省、縣兩級。縣級從地主、城市居民和村社中選舉產生，再由此產生省級議會，多由貴族支配。地方自治會支持立憲改革和1904—1905年革命，以及1917年二月革命。但是，俄國地方議會受到行政權的極大制約，議會通過的議案“在俄國則地方官雖不阻止，然猶必再呈于內務大臣，得其畫諾乃能施行，而其爭議最終之裁判所則樞密院也。以此一端，而議會勢力之基礎全然無著矣”，而且議會議事之報告，必須經過地方官許可方能公布，議會因此無法獲得輿論支持，脫離群眾，名實不符。

這一點也正是康有為、梁啟超所擔心的。他們既希望清廷能夠推進立憲改革，又擔心直接設立國會、進行全國性選舉可能導致政治混亂，進而設想先在省、府、州、縣、鄉、村各級設立議會，培養公民自治，規避傳統鄉治為少數紳士盤踞爭傾的局面。這是一種由上至下推進由下至上的政治模式的嘗試。

康有為在這一時期正在籌劃地方自治以推動君主立憲改革，在1902年發表的《公民自治篇》中，他系統地解釋了地方自治在各國的經驗以及中國的歷史傳統，提出了以“鄉治”為基礎的多層次公民自治設計。這一構想通過梁啟超等人的推廣而對其后清末新政改革產生過影響。康有為的思考追溯中國古代的自治實踐，同時又是在廣闊的世界范圍內展開的。在康有為看來，俄國的立憲政治受阻于地方行政權和中央樞密院的干預和控制，而法國立憲政治的失敗卻正好相反，根源于不顧國情差異，直接移植美國的普選政治。

早在1898年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已經將其所著《法國變政考》上呈光緒皇帝（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所輯《進呈〈法國革命記〉序》，應為后來補作）。1904—1905年，俄國革命驟起，許多介入地方自治運動的精英卷入其中，中國的革命浪潮亦逐漸高漲。康有為撰寫《法國革命史論》，探索中國變革的恰當道路。他批評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 Gilbert du Motier， 1757—1834）不懂得孔子“早明太平世之法，而必先以據亂世升平世，乃能致之。茍未至其時，實難躐等”，“欲以美國之政，施之法國，而不審國勢地形之迥異”，其結果是人權平等、主權在民、普通選舉等“至公至平之理”，“以不教之民妄用之”，最終導致了恐怖之世的到來。

法國大革命起因于封建之繁多、僧侶之專橫、捐稅之沉重、人民之悲苦。康有為詳細描述了法國貴族的規模（10萬人），并以四川省下轄百縣、每縣就有一千封建小國作比。法國普選時，全國25歲以上人口約五六百萬，而選舉人近四百四十萬；凡鄉市之吏，參政議政者，多不能讀法令。從議會制度的設置來看，本應有上下兩院，田間少年與貴位老成中和相劑，但法國革命以主權在民為由，只有眾議院而無上院，導致“賢士大夫不逃則戮”。

康有為對法國歷史的描述是否準確另當別論，他的核心問題是：中國歷史上之封建、稅法及僧侶階層的狀況均不同于法國，“我之大革命，蓋在秦世；我之享自由，蓋在漢時。凡法政之苛暴，大約在我中國三四千年前各土司之世，或間有之，而有書傳以來，侯國已大滅，神權不甚迷，已無有如法之十萬淫暴侯者矣”。他因此警告說：“夫當革命黨之舉事，而語之曰：救國而國將斃，救民而民殆屠盡，凡倡革命者身必死，彼必不信。則何不觀法之往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