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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過回溯20世紀范疇的誕生與1900年前后中國思想界中帝國主義理論分析之間的復雜關系，論證現代中國的“世紀”意識與20世紀緊密連結。它與過去一切時代的區分不在于一般時間，而是對此獨特時勢的把握。在此獨特歷史時刻，人們不得不思考18、19世紀甚至更早的歐洲和全球問題，為現代中國創造出自己的前史，以辨別中國在全球視野中的獨特位置。

后半部分以20世紀初思想論爭為線索，研究這一獨特時代意識在政治論爭、歷史研究和哲學-宗教論述中的呈現，分別論述時間軸線上的社會形態之辨、空間維度上的中華之辨、內在性維度上的交往與自我表達（語言的性質）之辨，以及超越性維度上的普遍宗教和“正信”之爭。在帝國主義與文明論雙重陰影下，中國思想對獨特性的探尋抗拒和解構了伴隨帝國主義時代而來的普遍歷史，但其基本方向不是確認特殊性，而是重構普遍性。】

一、“20世紀”已經存在

“世紀”概念的流行是一個偶然的現代事件。對于一個時代的分析很少能夠準確地與世紀的刻度完全吻合，也正因為如此，歷史學家們發明了諸如“長世紀”或“短世紀”這樣的概念，以描述一個可以用細節、事件或邏輯加以界定的時期。在歷史研究中，這一概念的運用幾乎完全是事后追溯的結果。

在所有關于世紀的描述中，19世紀具有某種軸心地位。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19世紀三部曲，描繪了1789—1914年的世界演變，其著名的區分是1789—1848年的革命年代、1848—1875年的資本年代和1875—1914年的帝國年代。這一年代敘事與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的《現代世界的誕生（1780—1914）》（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 to 1914）、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Die Verwandi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的時期劃分大致相近。

這些著作目標相異，描述的側重點各不相同，但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所奠定的政治模式，英國革命所引導的經濟模式，這一時代在科學、技術和文化上的成就所引發的社會生活領域的重大變化，由于航海技術的發展而形成的新的地緣政治關系，由統計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所導致的治理模式的演變，以及由文學藝術的形式革命和心理學等領域的發展而產生的獨特的精神-心理面貌，使得19世紀在他們的敘述中占據獨特的位置：19世紀意味著現代世界的誕生。

19世紀英國倫敦街頭

作為歷史敘述軸心的19世紀與其說是歷史學家的發明，不如說是由這一時期眾多人物，例如亞當?斯密、黑格爾、馬克思，以及20世紀的人物如馬克斯?韋伯、卡爾?波蘭尼等，從不同角度對這一時代的“巨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所做的研究和描述奠定的。歷史學家們發現：19世紀并不僅僅是一個分期概念，而是像古代、中世紀、文藝復興等范疇一樣，是一個“獨立而難以命名的時代”。如今人們時而在年代學意義上談論“早期現代”，時而在超年代學的意義上界定“后現代”，但這些敘述無不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與19世紀的某些特征相互聯系。

然而，在中國的歷史脈絡中，所謂19世紀更像是從乾隆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頂峰逐漸衰落和蛻變的過程。在學術、文化等領域，能夠與歐洲（以及俄國）19世紀相比較的，與其說是清朝的相應時期，不如說是產生過乾嘉學術、《紅樓夢》和徽班進京的乾嘉時代。這些成就與所謂“長19世紀”的開端部分相互重疊，但更像是前一個時代進程抵達頂峰并逐漸下降的過程，而不是為其后時期奠定前提的偉大開端。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1900年八國聯軍干涉，中經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這個時代是在甲午戰爭的恥辱、義和團運動的悲劇和最后一代變革的士大夫的流亡中落幕的。

對于中國而言，如果要尋找類似于歐洲19世紀的那個“獨立而難以命名的時代”，我們只能將目光投向同時作為19世紀之延伸和否定的20世紀。

19世紀90年代產生的變革思想毋寧是下一個時代的序曲。現代中國的蛻變——國家形式、政治組織、軍事制度、教育體制、科學技術、文化機構、工業和城市、新的階級和階層，以及國際關系等——主要是在短促的20世紀完成的，其變化的密度和廣度前所未見。

戰爭、革命、此起彼伏的文化批判和社會運動構成了這一時代的獨特景觀，滲入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從婦女的天足運動到男人的剪辮風潮，從婚姻自主到家庭結構的改變，從教育體制的重組到“兩種文化”的形成和新的研究體制的確立，從新型政治組織的出現到國家結構及其內外關系的變化，從城鄉關系的變遷到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從交通、傳播的革命到社會網絡的重組……這是一個重估一切價值的時代，從而對這個時代的重估必然觸動來自不同價值立場的爭議；這是一個試圖將自身區別于所有歷史時代的時代，從而評價這樣一個時代，也是評價一切歷史時代——不僅是過去的時代，而且是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時代。

這一時代的創新，以及通過革命和改革而重新展開的與歷史傳統的聯系，都是中國社會持續政治化的結果，從而圍繞這個時代的制度、事件、人物，甚至許多細微末節，都存在廣泛的爭議。無論是在中國號召“告別革命”，還是在歐洲宣稱“這個世紀已經發生”，這些看似平淡或平易的語句蘊含著強烈的，常常是對立的價值判斷。在中國的語境中，“告別革命”是“歷史終結”命題較為顯白，也更為直接的表達；在歐洲語境中，“這個世紀已經發生”蘊含著強烈的政治能量和挑釁意味。如果將這兩個口號互換位置，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洲，人們都難以捕捉和理解其強烈的政治暗示。在后革命時代，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個世紀已經發生”這一命題？

我們置身的是將革命徹底對象化之后的知識和思想的氛圍，有關這一時代的研究，即便帶著同情，也越來越不可能沿用革命世界觀的敘述了。

在1989—1992年的世界性巨變之后，對于這一時代的歷史解釋恰恰以連續性而非革命時代所宣稱的決裂或斷裂為主要議程，并積累了相當規模的研究成果。在這一連續性視野下，不但與歷史決裂或反傳統的姿態可以被解釋為儒家傳統的現代呈現，而且為革命的辯護也被置于連續性的視野之下。如果20世紀或革命的進程是在歷史斷裂的意識和與歷史決裂的姿態下展開的，那么，探討這個斷裂和決裂的含義就是重建20世紀歷史理解的前提。在后革命的氛圍中，簡單地重申20世紀的各種自我宣稱是無效的，對于革命和斷裂的解釋必須處理連續與斷裂、重復與創新之間的辯證關系。

關于20世紀中國的革命性和獨特性的討論受到兩個方向的挑戰。

首先，在歷史研究領域，重新挖掘這一時代與漫長的中國歷史傳統之間的關系漸成趨勢。沒有人否認現代中國的誕生與這一時期激進革命與變革的關系，也沒有人拒絕承認現代國家的形成與“外部力量”（主要是西方）沖擊的關系，但在后革命的語境中，甚至革命本身也可以被界定為傳統的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