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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確實就像您剛才說的，海外的人士來到（中國），不管他來自于哪一個國家，可能未見得說一次旅行、兩次訪問就馬上改變他原來根深蒂固的一些觀念，但是他一定會被觸動，而且在中國走的地方越多，對中國會越了解，會越受觸動。

范勇鵬：剛才何老師講到第三世界的中國研究者，這個我也接觸過一些，確實里邊存在很大的問題，就是這些年第三世界對中國的關注非常高，他們迫切地想了解中國，但是存在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從第三世界的學者這個角度來講，多少有一點“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咱們的學術界大多數(shù)人心里還是看著西方，不太瞧得上這些人。

我曾經到拉美去，一個大學的一個學者，對中國特別感興趣，然后就給我寫了很多封電子郵件，說“范老師您能不能幫我在中國尋找到一個做訪問學者的機會”。我給很多機構寫信，結果沒有人感興趣，因為那些機構會覺得美國的、英國的請過來做訪問學者是一個很有面子的事。這種現(xiàn)象非常不正常，所以會導致第三世界的學者嚴重地缺乏來中國的機會。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些第三世界的學者來中國之后會遇到一個困惑：他來了之后會覺得我在你這兒想學到你們主體性的東西，然而他到了很多機構，聽到的全是美國的社會科學理論。他說，“我學這個東西，何必到你這兒來呢？我到英國、美國去學，不是更好嗎？”就是當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具有充分自主性的、主體性的對中國、對世界的完整的解釋框架之前，第三世界的學者來了之后會有一種失望，甚至有些方面還會瞧不起你。

說到這一點，比如咱們國內的海外中國學研究界，在某些方面還不如海外的中國學學者的共同體內部的這種批判意識強。我們真的要提高一點站位，要有更強的自信，以一種平等的姿態(tài)來面對國外學者對我們的研究，不管是西方的，還是第三世界的。

主持人：對，“讓中國學回到中國”的本意是我們做中國學研究、做中國研究的時候，一定要有主體意識。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怎么可以讓中國的學者在研究中國的時候能把這個主體意識給體現(xiàn)出來。

張維為：剛才我的演講中對中國學的定義，我定義為：狹義上，它指的是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總體研究，特別重要的是把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話語說清楚，解決總書記提出的“有理說不清”“說了傳不開”問題。也就是說，完整的中國話語還沒有形成，就講不清楚，背后是知識體系的問題，這是一。

二是要大量原創(chuàng)的研究，三是直面最尖銳的問題。比方說西方現(xiàn)在正在唱衰中國經濟，這是最現(xiàn)實的問題。我們做了原創(chuàng)的研究，我們用中國標準來看美國，你的用電量在下降，旅游在下降，你的經濟沒有新的增長點，而是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但你美國卻在唱衰中國，這不是很蠢嗎？背后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讓中國學回到中國，以中國觀中國，以中國觀世界。

顧客在美國紐約一家超市購物（資料圖/新華社）

實際上整個過程中，這一點非常重要：你研究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話語，形成某種整體把握和比較系統(tǒng)的知識后，你看外部世界就會很有定力。

主持人：對，張老師剛才說對中國學的研究，特別中國學者自己做，要對中國有一個總的了解，要有一個總的敘事。我非常同意這個觀點，那我就在思考，這個總的敘事怎么來？它還是要基于對中國各個方面的了解。

我們節(jié)目當中做過不少跟產業(yè)有關的話題，非常能打開視野，以往我們可能聽一個概念，但概念落地為產業(yè)，它是個非常復雜的過程，而且才是最最重要的一步。比方說人工智能也好，新能源汽車也好，中國的這些產業(yè)都是做得非常扎實的，但你不去了解產業(yè)你是不知道的，你會被其他國家提出來的一些概念帶著走，光看這些新概念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好像我們差距很大，但其實你是因為對中國的實踐和產業(yè)不了解。

所以我就在想，在我們的學者對中國有一個總的敘事之前，他需要對很多具體的問題、具體的領域有真正的了解，而不是一種概念化的被人帶著走。

范勇鵬：對，首先就要跳出過去這些年西方理論給我們戴的“緊箍咒”，然后腳踩大地，把這個論文寫在大地上。比如美國科技界出來一些噱頭，我們國內很多人就狂歡了，其實你如果對中國的產業(yè)體系有一點了解，都不會這樣子。

其實更廣義來看，中國人對自己的很多不自信，都是源于對自己不了解，如果你真的了解了，你不會產生那種觀念的。所以咱們中國古代兵法有句話叫“知己知彼”，張老師剛才講到以中國觀世界，其實它跟對自己的認知都是緊密相關的。

如果說清朝末年是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突然一下子遇到一個外部世界，那個時候我們可以把它定義為“知己不知彼”，知道自己是怎么樣的，但是不知道外邊怎么樣，魏源、嚴復、林則徐這些人開始讓我們睜眼看世界。

今天，一定程度上存在一個“知彼不知己”的問題，就是我們今天很多人天天眼睛盯著外面，但其實并不知道自己發(fā)展到什么程度了，而且這個所謂的“知彼”也不是真知，中國學界真的對西方能夠從它的文明內部深入地理解它的邏輯的，其實也不多，就是拿著一知半解西方的話語、西方的知識回來就對自身進行評判。他會產生一個很大的誤判，這個誤判產生之后，進而對我們的戰(zhàn)略選擇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發(fā)展到了這一天，我們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主體性知識，要建立起既知己又知彼的這樣一個學術文化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