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崗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人民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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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華民族”的概念受到挑戰，我們該如何回應
“臺獨”和“港獨”這兩股勢力對中國概念的挑戰，不再是簡單回溯到歷史中去。盡管也存在著“去中國化”的面向，但更重要的是，臺灣問題和香港問題的挑戰，動用了非常多的左翼話語資源來討論當下中國的社會性質。[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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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不明白，中國這只“大象”為何能跳高八尺
在奉“西方模式”為圭臬的“專家”眼中，中國這只“大象”永遠“走得蹣跚，姿勢笨拙”，但他卻無法解釋為什么“笨拙”的“大象”“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紀錄”。這表明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所提供的思考框架，已經無法有效容納當代中國改革的深度、廣度和力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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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在大學教育中應該處于一個什么角色，能起到什么作用，又存在哪些問題，這些都涉及到“我們的大學究竟培養什么樣的人”這一核心命題上。現在最大問題是好課太少。毛尖老師上“愛情”課，甚至還有老師、畢業多年的學生開車來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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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體”落潮后，要問問中國的路怎么走
中國未來走什么路，能不能走通這條路，是與城鄉問題聯在一起的。單從經濟上著眼是輕松的，但把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幾方面綜合考慮，就沒那么簡單了，每一個點上都包含著中國的路怎么走，走不走得下去的大問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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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國？——2016閱讀札記
要真正理解和解決當代中國的問題，就必須把中國的現實放在自身的歷史脈絡和整個世界史的構架中去思考，既不能固守左派教條而全面否定，也不能因為國家理性而一味歌頌，更不能打著“文化復興”的幌子開歷史倒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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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把手教你讀趙樹理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手把手教你讀趙樹理作品《邪不壓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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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危機時刻重讀西方人的《統治史》
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各種各樣的統治形式、政治形式，現在回過頭看，最好的形式是線性的、單一的、進化的？還是有一種多元的可能性呢？本文為兩位教授在2014年上海書展《統治史》新書發布會上的對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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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革命與當代青年的思想構成
從“五四”到“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直至2008年前后，青年始終處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也一直是學界和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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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觀書察天下：在“沉潛”與“熱烈”之間
如果“沉潛”代表“理論”，“熱情”標示“實踐”，那么科耶夫當然是為了消弭這兩者的緊張，他強烈地想要作為一個“智慧者”行動，而不是像一個心懷不滿的“知識分子”，純以“思想”為業，整天生活在“文人共和國”中。但對于生活在“鄧小平時代”的我們，卻越來越難以感受到二者的緊張，似乎忘了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青年時代就對“思想變革”、“文化革命”滿懷憧憬……[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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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制度遺產及“三農”問題
集體所有制作為人民公社在今天的一個遺產，除了在集體抗爭中被當作一個重要資源之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可以成為今天鄉村重新合作化的基礎。這是特別關鍵的問題，如果沒有這個制度遺產，可能就沒辦法重新合作化，或者合作化的成本將非常高，合作化的過程將非常艱難，甚至不可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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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勤勞革命與共同富裕
開辟了東亞道路的“勤勞革命”是一個“分配奇跡”，它通過勞動密集、資源節約型工業化，使“生產奇跡”帶來的好處有可能擴散到世界絕大多數人口中去。“共同富裕”的實現將是繼“勤勞革命”之后所創造的一個更偉大的“分配奇跡”。這也就是為什么習近平特別強調，“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求“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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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勤勞革命”與小平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作為改革的目標，意味著今后發展由沿海向內地的模式轉型，在城鄉關系上必須重視城鄉統籌；在文化想象上需要處理多民族共存與融合；在歷史記憶上摒棄口岸資本主義帶來的虛幻的文化憧憬；在世界格局上想象一個非西方中心的中國主導的世界新圖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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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筆下的鄧小平少了些什么？
傅高義討論鄧小平，對中國歷史的理解還是簡單地套用“現代”與“傳統”二元對立的框架。同為歷史學家的安德森對《鄧小平時代》頗有微詞：“在近900頁的書中，只有30頁敘述了鄧小平前65年的生活”，人物完全沒有歷史背景，似乎鄧小平一出場僅僅是“文革”的受害者和中國經濟市場化的改革者，沒有顯示出他是一位資深的革命家和建設者，與20世紀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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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頂的星空”與“心中的欲望”
資本的本性一方面必然導致“爭奪地球的斗爭”，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面臨物理意義上的地球已經完全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之中，資本卻還需要進一步擴張以滿足其攫取利潤需要的困境。而解決這一困境的最佳方式，則是在資本外在疆域的拓展遇到“地球”的限制時——也許將來資本還可以進一步擴張到外太空，譬如美國就已經將本國航天計劃外包給私人資本，任其商業化運作——轉而全力為資本開拓“內在疆域”。所謂“內在疆域”，指的就是與地球外在物理空間相對的人的欲望、情感、想象乃至潛意識等“內在心理空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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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崗：“韋伯翻譯”與中國現代性問題
為什么現代中國對“韋伯”的利用僅僅局限在“現代化理論”這方面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重構中國接受韋伯的歷史語境，也即要“說明隱藏在韋伯社會學的基本范疇背后的歷史性，以及這種歷史性如何限制了這些范疇對中國問題進行分析和診斷的能力”（汪暉語）。[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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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釋“幻燈片事件”兼及魯迅的“歷史意識”
以往對“幻燈片事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這一事件在數十年間穿梭于不同的歷史語境以及被多種媒介挪用、移植和旅行的“重述”經歷，因此，跨語境、跨媒介的互文性閱讀不失為重審“幻燈片事件”的一種方式。以這種閱讀方法為研究途徑，在細讀《吶喊?自序》《藤野先生》等文本的基礎上，通過姜文導演的《鬼子來了》(2000)再次進入“幻燈片事件”，可以澄清“國民性話語”研究中某些被忽略和簡化的問題，重返魯迅基于“震驚”體驗構筑的“歷史意識”和“歷史主體”。[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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