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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為《出版憶往》一書所做序言】

熟悉陳昕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所以這本《出版憶往》（增訂版）雖然帶有回憶錄性質，卻極少說到個人的“私事”，即使偶爾提及，也往往是和懷念的“人物”有關，進而勾勒出“時代”特有的氣氛。因此，梳理下作為出版家的陳昕先生的思想軌跡，也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在《感念夏征農》中，他說自己最早聽人說起夏征農這個名字還是在中學時代，那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那時他和夏老的兒子夏曉魯同在上海市五十四中學念書，而且還是同一個年級。夏曉魯有極好的身體素質，是當時學校的體育尖子，很受同學們的矚目。1966年初，“文革”風煙將起，學校的政治氣氛也越來越濃，對涉世未深的初中學生來說實在是迷茫得很。

作為“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陳昕先生的讀書學習和絕大多數“同時代人”一樣，是在“社會大學”里完成的。他在《巢峰：經濟學家與出版家的完美統一》中說道：“我從1971年起即開始廣泛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1973年后我的閱讀興趣逐漸集中到政治經濟學領域。”盡管他沒有具體解釋為什么“閱讀興趣逐漸集中到政治經濟學領域”，但顯然與那一段時期的歷史事件相關。70年代初期，隨著中美關系正常化，中國與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全面建交以及聯合國席位的恢復，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972年前后，周恩來總理頂住江青集團大批所謂“崇洋媚外”、“爬行主義”的壓力，克服“左”傾錯誤的干擾，為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作了不懈努力。中國先后和日本、聯邦德國、美國等十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廠商簽訂了一批引進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的合同，計劃引進規模是43億美元（當時稱為“四三方案”）。到1977年止，“四三方案”成交金額39.6億美元，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1.7米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汽輪機工廠等項目……這些項目的引進不僅在技術上對中國的工農業生產發展具有顯著的效果，而且直接帶動了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顯著的變化。譬如在農村，化肥的廣泛使用、水稻雜交技術進一步成熟，導致糧食產量逐步提高，但豐產為何不能緩解農村的貧困？在城市，石化工業的興起、化纖產品的普及，帶來突破“藍黑”模式的“服裝革命”，傳統的艱苦樸素風格遭遇到怎樣的技術挑戰？等等。這一系列在生產與生活領域中出現的新問題，當然需要在文化政治的層面予以有效的回應，更關鍵的則是，如何在政治經濟學的層面給予具有說服力的解釋。我想這是當時吸引包括陳昕先生在內的一批青年人熱衷于學習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直接動因。因此，70年代中期圍繞“資產階級法權”、“唯生產力論”和“小生產者”等政治經濟學議題的論辯，對應的正是這一輪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所導致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的變化，而且歷史地看，也是在這些議題上的論辯以及后來對極左思潮的批判，為1978年底開啟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思想與理論的必要前提。

小崗村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契約

正如韓鋼的研究所顯示的，1977年至1978年間，經濟領域涉及的重大問題有四個：一是糾正否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觀點，重新肯定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對所謂“資產階級法權”和按勞分配原則的錯誤批判，重新強調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三是批判對“唯生產力論”的錯誤批判，強調生產力發展在社會主義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四是提出按經濟規律辦事，提高經濟管理水平。（參見韓鋼：《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經濟理論大討論述評》）陳昕先生當年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閱讀與學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體現出了改革歷史的“斷裂”和“延續”。還是在《巢峰：經濟學家與出版家的完美統一》中，他說道：“1977年我從部隊復員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組織處任干事，一年多后經反復要求，組織上終于同意我到局資料室從事資料工作。……70年代末的上海市出版局資料室收藏有幾乎完整的‘文革’前出版的經濟學著作，這對我來說簡直是如獲至寶，于是開始了長達一年的系統的經濟學著作閱讀之旅。之后，我也嘗試做一些經濟學的研究，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后在《文匯報》、《社會科學》等報刊上發表了《按勞分配不是按勞動產品的價值分配》、《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內部存在商品生產》等多篇論文。”

70年代末期在經濟領域開啟的辯論，最初大都局限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領域。隨著對商品經濟地位的承認，當時引發了一場關于“雇工算不算剝削”的討論，據說最后以馬克思《資本論》中《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一章的“小業主”與“資本家”劃分為根據，以雇工“八人以下不算剝削”做了定論，并且認為：“除傳統的變工、換工、零工外，請幫工、帶徒弟有學技術的成分，剩余價值量小，可以不視為雇傭勞動。同時，雇傭勞動不等于雇傭勞動制度，為發展生產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許，至少暫不取締，以便為改革摸索經驗”。然而，改革中層出不窮的新現象已經遠遠走在經典理論解釋的前面，陳昕先生當時也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這點，他在談到自己的老領導也是前輩經濟學家巢峰時，一方面強調了撥亂反正時期巢峰在經濟理論上的重要貢獻：“《談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巢峰同志比較重要的一篇經濟學論文，是其1980年在上海經濟學會年會上所作的學術報告摘要。……巢峰同志提出了‘國民經濟既要制定生產計劃，也要制定生活計劃’，‘不僅要處理好積累與消費的關系，還要合理安排好積累與消費各自內部的比例關系’，‘實行體制改革，使公有制企業直接面對市場，對消費者負責’。在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尚處在撥亂反正的‘陣痛’之中，巢峰同志就觸及了我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實在是難能可貴”；但另一方面他也對這種僅就“現象”論“現象”的討論感到不滿足了，“巢峰同志的論文大多只是發現問題，而少有對問題背后的原因及其機理的分析；但是，這些文章畢竟抓住了當時經濟社會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一些問題，掀起過激蕩血肉的思想沖擊，至今讀來‘余溫’猶在”。

正是這種不滿足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陳昕先生在出版界一起步，就扮演了“盜火者”的角色。面對改革時代經濟領域不斷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既然希望對“問題背后的原因及其機理”進行更深入的分析，那么必然需要尋找更多的理論資源。因為在社會主義經濟的框架內尋求突破，首先進入視野的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經濟改革理論，特別是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對中國產生了極大的沖擊。而東歐的經濟改革理論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們廣泛地借助了各種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資源。陳昕先生在《“黃皮書”是如何誕生的》一文中，強調“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非均衡理論發展很快，已經成為西方經濟學領域中不可等閑視之的理論分支……它被廣泛地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之中，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在這方面就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有鑒于此，我們組織翻譯了《市場非均衡經濟學》和《開放經濟中的非均衡宏觀經濟學》兩本重要的著作”。由此進一步激發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譯介熱潮，譬如“黃皮書”中的《理性預期：80年代的宏觀經濟學》和《供應學派革命》都是“‘鮮榨’的學術果汁”，當時產生了很大的社會效應和學術效應。這些書不只是對西方最新的、尚有爭議的經濟學理論的介紹，而且選擇相關的理論也包含著對當下中國改革實踐的關切，像《供應學派革命》“是對經濟學前沿和美國宏觀經濟管理與運行最新動態的反映。20世紀80年代中葉，好萊塢演員出身的美國總統里根不僅改變了世界的冷戰版圖，還給美國經濟帶來了‘意外’的活力與繁榮。而他的經濟智囊團里，起用了一批非主流的供應學派經濟學家，他們的主張成為里根‘經濟復蘇計劃’的主要理論依據，這讓許多學者百思不解。如何認識、評判這樣一個缺乏完整的理論體系、尚處在成長之中的‘異端’學派，不僅是學術好奇，更具有中國式的現實改革中‘消化吸收’的價值。于是，我們在最快的時間里出版了《供應學派革命》，厘清了這一學派與凱恩斯學派、薩伊定律的分歧與共識，分析了它適應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從需求不足到供應不足的深刻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