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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余論

以上只是制度邏輯分析，經驗上的結論趨向與此基本一致。

前述分析的結論，即尋求案外干預的當事人，尋求上級法院優先于尋求地方黨委、人大負責人，獲得了統計數據的支持。

以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檢察年鑒》刊載的案件為檢索對象，對從1987年出版以來至2012年期間，任職地方市、縣區的黨委書記、副書記，人大主任、副主任，包括政府正副職負責人，對其判決認定的受賄案件進行檢索，沒有發現一起受賄干預或影響民商事審判執行的，包括密集收受賄賂的被告人，如沈陽市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受賄69起，累計970萬，山東濟寧副市長李信受賄40起，金額450萬，安徽阜陽市潁泉區委書記張治安受賄30起，金額359萬。

馬向東

僅有的兩個例外，都不是批評和對策所劍指的縣區、市，而是是省一級的官員，一起是貴州省委副書記黃瑤與其特定關系人李季秋共謀，對一起股權上訴案件打招呼，收受賄賂245萬。另一起是曾任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省人大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的王有杰，受賄干預河南高院對河南銀基房地產開放有限公司與拆遷戶回遷糾紛一案。

對于人、財、物受制于地方的流行敘事，究其實，與經驗偏差也極大。時下中院、基層法院院長高比例的來自上級法院的庭長，或副庭長下派任黨組副書記幾年后提任，而不是地方縣區委、鄉鎮黨委書記或局委辦主任，這一現象本身就檢證了地方黨委“保護”能力的衰弱。就財、物而言，雖然對于法院“兩庭”（審判庭、法庭）建設，財政多有傾斜性的保障支持，但法院每每以超出地方財政、經濟、社會發展和其他本地局、委建設的水平，修建規模巨大的豪華辦公樓，一旦地方財力無力支持，即被學界批評為法院財、物受制于地方。

當然，中國司法的表現具有極為復雜的面向。

依目前的管轄制度，目前80%的案件由縣區基層法院審理。兩審終審制下，中院是絕大部分案件的終審法院。在時下政制語境下，對于有強大交易能力的當事人，勾兌縣區、市級重要黨政干部，給法院施壓，目前的司法體制并不能抗制。對于有極強的能力建立權力貼現、貨幣輸送關系的大資本所有者，制度設計尤無法防止。如果擴大樣本收集范圍，細致篩查，找到市、縣區地方黨委、人大負責人干預司法的例證，是不困難的。

但是，對于地方保護這一相比較而言低概率、小比例發生的現象，研究者給予了過度的傾注，上級法院也極力將高概率、大比例發生的上級法院干預現象虛化，置于地方保護主義的陰影之中。

2008年，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執行難的原因主要有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法律制度不夠完善。原湖南高院院長吳振漢也提出：“應盡快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分院，以避免司法權的地方化和行政化。……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地方保護主義。”但此后兩人均因重大受賄犯罪而案發，分別被判無期徒刑、死緩，犯罪事實中多有干預下級法院案件。

由此可見，原本是上級法院常態性的干涉下級法院案件，但培育多年的地方保護主義話語成功地將批評鋒芒轉致到外部的地方黨委、人大、政府，遮蔽了最高法院對全國法院、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在審判、執行上，以個體利益為目的進行不當干預這一經常現象。

在中國政制架構下，地方各級法院，在制衡關系上，出自于兩個方向：

⑴垂直方向，來自于上級法院的“上訴審——審判監督”關系；

⑵水平方向，來自于地方黨委和人大的領導，以及同級政府對經費、物質保障上的制約。最高法院和上級法院三十年來通過“法院—研究者”話語互動，不斷反對地方黨委、人大的領導和政府的制約，形成具有控制性的反地方保護主義話語形態，在后果意義上，水平方向上的制衡逐漸弱化、淡出。缺省的空間，被研究者自然而然地理解為轉而由上級法院擔當，促使決策層頒布政策，或支持法院自己出臺新政策，加強最高法院對全國法院、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統管，使得垂直方向上級法院的支配權膨大，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控制強化。這改變了中國地方司法政治的結構，為今后地方政治治理帶來新的趨向。

（本文刊于《法制與社會發展》2016年第6期，原文標題為“司法地方保護主義話語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