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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賄買上級法院法官成本

假定與賄買地方黨委、人大官員成本一致。

（三）風險量值1

上級法院對口業務庭的法官，對各種司法技能微妙之處了然于胸，進行的影響多直接、具體，且在法律上難以為旁人查知。

在方式上，上級法院的主管院長、對口業務庭室的庭長、副庭長或分片的審判長，可以要求承辦法院來匯報案件并簡單閱卷，或直接調閱案卷，從而會對案件的證據、事實、法律適用，有準確的認知。不用如黨政官員一樣擔心專業技術知識不具備，以及受到信息屏蔽，而被請托的當事人錯誤誘導下套。這些法官能直擊要害，從單個的證據證明力、證明能力和系統性的證據體系，以及細致的訴訟程序和微妙的實體性構成事實、程序性構成事實等司法技術性知識切入，可以解構或重建整個案件的基本方向。從對訴訟當事人的收益來說，這種收益顯然更大。

所以，對于賄請的當事人而言，只要其賄賂到位，一般能得到預期收益。此前因知識格柵限制等導致地方黨委、人大官員的踟躕、猶豫，從而對案件具有的不確定性，在此降至極低。

（四）賄買承辦法官成本

假定與前述通過賄買官員的方式切入上，成本一致。

（五）案件直接收益

與尋求黨政官員的方式不變。

（六）風險量值2

首先，事情敗露風險。對于律師居間的情形而言，賄賂是以委托律師的收費名義出現，尤其是對所謂“風險代理”，即根據事后判決所得收益，支付了極高訴訟代理費的案件，彼此對這種超高律師收費背后的因素都心照不宣。

在風險防范上，從關系鏈條的第一環開始，違法性即被阻卻。在關系鏈條的最末一段，因為律師和法官具有前述的各種血緣、親緣和其他人身關系，不僅犯罪違法性再次被阻卻，而且相較于發生于陌生人之間的受賄，對這種親密關系人之間的受賄，在該當—違法—有責的各環節，出罪的裂隙多，尤其是圍堵、閉合證明標準對偵查的要求高，取證難度巨大。這對各角色的風險極小。

其次，二審改判風險。在前述訴訟當事人通過地方黨委、人大打招呼，案件判決后，被上訴或抗訴到上級法院，如果被改判，則一審中的付出悉歸于零。而通過上級法院對口業務庭向下級法院打招呼，事實上兩審合一審，一次勾兌，兩次受益。由于中國審判是兩審終審，實際是一次勾兌，終身受益。

在此種方式上，有一個環節上微妙之處，即之所以訴訟當事人已搜尋到愿意進行權力貼現的上級法官，還要轉而向下級法院打招呼，而不是坐等上訴至二審法院再改判，原因在于：

1.除了法學課堂上研判的證據、程序、實體之外，法官優先考慮的是業績測評考核，由于改判將影響到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考核、評比，牽連到的不再是某個訴訟當事人的個體利益，而是下級法院與本院的整體機構利益，因此一般不會輕易做出改判。

2.一審判決后，二審如果僅維持原判，在二審法院內部，承辦人即可決定，而如果改判，則要報庭長或主管院長審批，內控機制復雜，這會導致尋租成本巨大。所以，訴訟中，對口的二審法院法官向尚在一審環節的案件承辦法官打招呼，對于兩級法院法官來說，結果都是最優：⑴一審法官不用擔心判決有偏而被改判；⑵二審法官作出維持原判的裁定，內控機制最簡單。因此，在許多案件中，即使當事人找到地方黨委、人大負責人出面勾兌，一審法院中被請托人會告知其最好找一個上級法院的法官、庭長來出面，因為這樣對一審法院也是風險最小。

所以，當事人訴諸于上級法院尋求“保護”，而不是訴諸于地方黨委、人大、政府，是實踐中最高頻次發生的現象。

六、上訴審程序中地方保護發生的低可能性

前文分析以一審案件為對象。如果是二審案件，在目前兩審終審制下，二審法院裁定即終結，那么二審法院所在的地方黨委、人大，是否會被當事人更優先選中？經驗測知，這種情形并沒有超出上述分析，即尋求二審法院的上級法院的方式。

（一）搜尋成本

一個縣區法院一審判決的案件，縣區的當事人要在市一級尋找到能對法院有支配力的3-5位官員；中院一審的案件，要到省一級尋找目標官員。從社會分層意義上以及前述干部任職回避、交流制度導致的后果上看，跨越層級和地域找人，搜尋難度進一步增大，概率進一步減少。

（二）賄買地方黨委、人大官員的成本

（三）風險量值1

一審已經敗訴，接受賄請的官員要干預二審改判，前文所述的知識格柵、社會心理等因素會更重，其干預會更遲疑、猶豫，從而導致啟動二審法院改判的有效性更低。

（四）賄買承辦法官成本

假定保持不變。

（五）收益

當事人從案件中獲得的直接收益，亦如一審時發生的情形。

（六）風險量值2

這在二審時變得更復雜。雖然在訴訟收益上，因為兩審終審，如能通過二審法院所在的省市黨政官員搞定二審，當事人不存在敗訴風險，但是，這變量受到以下因素影響，而變得不確定：

由此，在上訴審程序中，當事人請托地方黨委、人大官員依然是低概率發生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