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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已經轉變為全球經濟的內在基礎和32億用戶的生活必需品，這些網民貢獻了全球經濟產出的46%。因此，互聯網治理，尤其是由誰治理和怎樣治理，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全球性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上，印度與中國仍然存在很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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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網民多達3億，數量居世界第二，但互聯網普及率僅為22%，遠低于中國的49%。在印度9.05億農村人口當中，使用網絡者僅占6.5%。印度總理莫迪將普及互聯網、彌合網絡鴻溝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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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阿里巴巴和騰訊在內的一批互聯網公司的引領下，中國坐上了全球互聯網金融的頭把交椅。關于中國互聯網金融，新的指導意見出臺了。互聯網金融如何規范定義？互聯網金融要達到什么目標？互聯網金融的諸多領域由那些機構分別監管？這些問題在這份文件中都得到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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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莫迪總理能把中國商業領袖的理念從上海帶回新德里，提升印度數碼戰略的高度。莫迪可以鼓勵中國企業多與印度科技公司展開合作，還可以學習中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模式，用科技解決印度國內的公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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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互通問題在11月舉行的APEC、G20、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等多邊峰會上都深受關注。而在連通性建設方面，印度因投資及政治意愿不足等因素遠遠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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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印度分別是進口伊朗石油的第一和第四大國，伊朗是中印兩國重要的石油供應國。保證能源供給是中印至關重要的利益所在，或許是兩國最關注的事務，因為中印都需要能源來支撐高速的經濟發展。中印的政治辭令都反映出，兩國與伊朗的關系不僅局限于經濟合作，伊朗還是地緣政治的近鄰。中國和印度不相信德黑蘭方面在秘密研究核武器，而且，伊朗也沒有研究核武器的潛在可能性。中印均認為，嚴厲的經濟制裁并非實現與伊朗成功談判的最佳途徑。危機總帶來巨大的轉機，就像二戰打下了當代金融架構的基礎。伊朗局勢雖然暫時談不上重大危機，但迫使中國和印度開始尋找國際貿易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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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十年中，對中印兩國的經濟發展來說，國際貿易是一個很重要的驅動因素。在這段時間里，印度出口額保持每年19.3%的增長，而中國出口額的增長差不多在20.3%。印度主要出口天然資源，例如貴金屬、石油產品、鋼鐵和輕工機械。中國主要出口消費品和中小型科技產品。那么，為什么中印兩國在保持如此高出口增長率的同時，印度對中國卻還是有27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呢？中國商品對印度意義重大。在短期內，面對政府補助的中國企業，印度的制造商們還能掙扎著與其競爭。但從長期來說，鑒于中印兩國地緣政治上的緊張局勢，印度對中國潛在的貿易依賴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而為了避免這種貿易依賴，印度一方也需要深思熟慮。就增加中國產品的關稅和貿易壁壘問題，印度國家安全委員會已經展開了討論。這說明印度的決策者們已經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相當的重視。但是，中印貿易逆差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印度的決策者們以為，設置貿易壁壘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卻忽視了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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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印緬關系一度惡化，直到90年代印度在“東向戰略”政策方針指導下，才開始與緬甸軍政府以軍火交易的方式展開交涉。然而1994年，印度又給反對軍政府的昂山素季頒發了尼赫魯獎。在辛格出訪緬甸之前，印度僅在緬甸外資投資國中列第13位，而印度有限的投資項目也沒有取得良好的效果，許多項目都未能啟動。印度與緬甸的外交動力來自于印度在南亞地區影響力的衰退。中國與巴基斯坦有著緊密的同盟關系，也是斯里蘭卡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在尼泊爾和斯里蘭卡事務中正在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也削弱了印度在此地區的影響力，促使印度從印緬關系著手，在南亞事務中扮演更加主動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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