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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自然也是思考過這個問題的。1935年他在另一次演講中告誡黨內干部：“當前的國勢，異常危急，表面上似乎太平無事，事實上我們黨和國家的生命，時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真是所謂‘千鈞一發’”。[5]從當時日本對中國進行步步緊逼式的侵略，中華民族危機加劇的情形來看，他所說的確是事實。因此他提醒道：“外國有革命黨，我們中國也有革命黨；何以外國的革命黨就能夠建國，能夠大成功；我們有革命黨，國家現在還是這個樣子呢？”究其原因，“就是一般黨員辦事不負責任，沒有精神！不能自動努力來研究改善與創造一切以報效黨國！”他疾呼：“我們革命黨全黨黨員的生命是整個的，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事業就是你的事業，我的好處就是你的好處，你的不好就是我的不好。推而至于一切得失利害，成敗榮辱和生死，都是共同一致整個不可分的！必須有這種精神，才算是革命黨，如果沒有這種革命黨的精神，個人只顧到個人自己，有過不相規，有善不相勸，一盤散沙，沒有精誠尤其不成為一個救國的革命黨！現在國家如此危急，如果本黨不能及此振作，領導全國國民起來共同救國，我敢說黨和國家決不能再茍安三四年！”[6]蔣介石的這番話不可謂不嚴厲，但是，他所向往的這種類似共同體意識的政治氛圍，要想實現是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與制度建設保障的，尤其是黨內要有嚴格的組織紀律與懲處機制。而恰恰是在這方面，國民黨政權并未有太多良好表現。

蔣介石

國民黨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胡漢民向來被視為比較擅長于談論三民主義理論問題。雖然他在政治斗爭中經常與蔣介石勢同水火，但在觀察到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不良風氣方面，胡漢民的感觀卻與蔣介石頗為一致。1931年他在一次演講中指出：

目前我們黨的生氣，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消沉了，凡注意黨務現狀的人，都感覺：一，黨務工作，好像沒有以前的緊張；二，黨員行動，好像沒有以前的嚴肅，這兩個缺失……兄弟以為黨務工作不緊張，黨員行動不嚴肅，最大的原因，是由于訓練不夠，而所以致此，第一由于同志們心理上的錯誤，他們渾忘了總理“革命的精神，固當用于破壞，尤當用之于建設”的遺教，一以為現在革命已經成功，革命的目的，也已消失了。當此之時，是革命者享樂之時，于是奔競營謀，浪漫頹放，再不為革命來努力了……假如一個革命的政黨，不能前進，便只有落后，同時所謂革命的意義，也一定會喪失無余！很多人說，國民黨從前兇，現在更兇了。何以呢？因為從前國民黨包辦一切，不許人家來染指，現在則包而不辦，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階級，這幾句話，很顯出了國民黨員不能深入民眾，并已喪失了革命精神的意義。試問這樣的黨，其工作將何以推進，其生命將何以維持。還不是告朔餼羊，徒勞供美飾嗎？[7]

在這里，胡漢民也認為國民黨黨員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中成為了“特殊的階級”，把革命成功視為自己可以貪圖享樂的起始，增添民眾對它的反感。曾經作為革命先鋒的國民黨，在取得政權后整個風氣大為變化，革命精神喪失殆盡。在這樣的情形下，很難想象國民黨內眾多黨員有多少建設國家、服務大眾的意愿。后來國民黨政治風氣越來越敗壞，從它執政之初，就已埋下伏筆。

《北平無戰事》劇照

或許是有感于蔣介石與胡漢民所描述的那些現象普遍是普遍存在的，1932年，時任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后來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的楊公達在《時代公論》雜志上連續以“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為題發表了三篇文章。作為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楊公達毫不客氣的指出：“國民黨弄到現在，結果是：天怒人怨，成為眾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勢！好像街談巷議茶余飯后，大家都不以國民黨為然”。[8]他認為國民黨內部有許多無所事事混日子的“吃黨飯”的人，這導致國民黨行政效率低下、工作作風惡劣。他感慨：“如今國民黨里面，無業流氓實在太多了！”

[9]而這種現象之所以出現，楊公達認為：“因為國民黨濫收黨員，甚至僅經某實力同志的介紹，成千上萬的可以來者不拒的入黨；二則因為把辦黨務當著職業看，把辦黨當著有飯吃，可以引誘無業或失業的人入黨。結果弄到中國之大，國民黨好像到處都有黨員，實際上又好像到處都沒黨員——忠黨的，貞操的。這是國民黨內糾紛原因之一，這是國民黨的致命傷”。[10]入黨程序如此隨意，黨員質量如此低劣，致使國民黨的形象一落千丈，大失民心。楊公達痛陳：“蓋以國民黨的各級黨部，數年來，因為領導人的不良，在個別地方實在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的說，簡直就是深惡痛恨。不必說，有此現象的，當然是政治上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人民所希望的利益一點也沒有實現，這是頂大的原因。其次即是各黨部的人們，由黨員變成黨官，黨部變成衙門，勾結官紳，壓迫人民，一天一天的離開人民，終久便變成人民的對象了”。[11]

關于解決之道，楊公達說：

中國國民黨的前身，是同盟會，是中華革命黨，何以孫總理把他所領導的革命黨的名稱改來改去，正因為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在當時的情形，如現在四分五裂的國民黨一樣，只有孫總理大無畏的精神，把叛黨的份子，一齊革除，自己重新再干，才會有今日的國民黨，我希望黨內有同志，能本總理的精神，從新再干一下……要有精銳的黨員，當組織強有力的干部。有了干部，那腐化惡化的份子，自然會淘汰，那軟化消極化的份子，就會自動的鼓起勇氣來參加工作。[12]

這番設想自然很好。但要想實現，必須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國民黨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在黨內還擁有比較多的真誠信奉者，這樣才能以此來號召黨員，重振士氣。否則所謂“孫總理的大無畏精神”，說出來沒什么人理睬，又怎能將此作為榜樣。

對此，其實楊公達在這些文章中也已提及。他指出：“國民黨年來的錯誤，是黨的同志尤其是黨的領袖，只顧黨權的運用，政權的爭奪，而忽視黨的思想，把一部《三民主義》弄死了，或弄得沒有生氣，不去發揮他，補充他，研究他”。[13]“國民黨的錯誤是，宣傳用的是‘黨八股’的方法，辦黨也是用‘黨八股’的方法。本來不應老氣橫秋，一定要老氣橫秋，到處掛了黨部的招牌，像煞有介事的，而卻又無介事”。如此忽視宣傳，焉能指望黨員把孫中山的學說視為立志之物？楊公達的解決方案，其實已經被他自己在對國民黨意識形態工作的描述中所否定了。而為何會這樣？《時代公論》里的一篇評論或許點明了原因：“國民革命軍出發之初，本有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口號，今則對帝國主義屈服，對軍閥官僚聯絡，對買辦階級拉攏，對土豪劣紳優容放縱”。[14]“復興社”的干將劉健群也指出：“我們認定革命之失敗不在于反革命勢力之強大，而在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分不清晰。土豪劣紳自稱信徒，貪官污吏恭讀遺囑，誰革命，誰不革命，只有天知道”。他提醒國民黨：“假如在黨治之下，黨員都變成了地主和資本家，假如主張民治，使政權落在地主和資本家的手中，還有誰來奉行總理遺教？”[15]階級基礎變了，政權性質變了，原來的那一套意識形態自然難以讓人相信。

總之，在這樣的政治風氣下，國民黨在社會上的形象越來越差。1935年，福建省閩侯縣國民黨縣黨部的一份報告描述道：

閩省自隸黨治之初，民眾視黨如天之驕子，視黨員如神圣之不可侵犯，其所以如是者，蓋以水深火熱之民眾，待援之殷，望治之切，視黨軍如王師，視主義為圭臬，視標語如信符，黨軍未至，嘗有奚為我后之懟，其信仰之深可知矣。惟時過境遷，辦理黨務者不能奮發有為，遂流于腐化；益以時會所趨，黨權不能提高，于是黨治漸移為官治，致貪污充斥，民苦難堪，而負有除暴救民之黨部負責同志，在此之時，只以息事寧人為口禪，虛與委蛇，徒事敷衍，此民怨沸騰矣。至黨員方面，平素久疏訓練，對黨觀念，本已薄弱，況多不能潔身自愛，行動流于惡化，其作奸犯科，如嫖也，賭也，鴉片也，貪污土劣也，溺者無一不盡其極，執是之故，人民對黨之信仰，則每況愈下。此不特過去本縣如是，即全省人民對黨之態度莫不皆然。[16]

其實不僅福建如此，全國范圍內也大體相似。曾擔任南京國民政府許多重要職位的邵元沖1932年年終在日記里感慨： 黨內則分子復雜，雖中樞人計，而群盲盈廷，或則別有作用，或則蒙騃無識，成事不足，危亂有余，故設施每多顛倒或拂戾民意，而民生疾苦，自治基礎蓋漠然焉。[17]

到了第二年年終，他在日記里依然憂心忡忡：

本黨黨務，以干部力量之薄弱，內部派別之分歧，過去傾軋分化之結果，精神益見委靡。大部黨員除為小組之工具，以換取個人利益外，毫無振作自覺之精神，于智能上稍求進步。其顯著者，若西南一部分黨員，與中央始終站于極端反對之地位。而中央本身，亦光怪陸離，不可名狀，政策不定，精神散漫，聲氣不通，情感隔閡。[18]

及至1934年，他在年終的日記里用了更重的語氣寫道：

黨內大猾小丑，朋比為惡，支離割裂，惟恐元氣之不盡，此又明季故轍，而今亦步亦趨，惟恐不肖者也。[19]

從邵氏的言說與當時的政治風氣來看，絲毫顯示不出南京國民政府有什么“新朝氣象”。由此可見，所謂南京國民政府“黃金十年”，至少在政治領域，成績著實讓人不敢恭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