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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銳】

辛亥革命之后，中國政治呈現出十分混亂且無序的狀態，中央政權有名無實，大小軍閥混戰不斷，列強操控經濟與政治資源，這導致當時的中國政治不但無法保證大多數人民的生計，更遑論實現近代以來幾代人所夢寐以求的富國強兵。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隨著民眾力量崛起、十月革命經驗在中國傳播，不但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中國的政治舞臺，成為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經歷了清末革命與民初亂局的國民黨也開始自我改造，在孫中山的主持下，師法蘇聯，希圖將自身打造成為具有明確革命宗旨與革命紀律性的新式革命黨。

1924年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啟展開全面“改組”的進程，之后北伐一路勢如破竹，受到各地民眾的踴躍支持，顯現出“改組”之后的正面效果。但是隨著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量屠殺對于國民黨自身改造貢獻極大的共產黨員與左翼分子，致使國民黨的革命色彩頓時褪色不少，整個政權的基本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

不可否認，南京國民政府在現代化建設方面是取得一定成績的。比如培養了一些各行各業的人才，尤其是科技與工業人才；在財政與金融領域引進了一些現代的管理方式；在基礎建設方面修筑了公路、鐵路，建設了一些工廠、企業與醫院；在抗日戰爭中，廣大國民黨軍隊的官兵浴血殺敵，為抵御侵略者作出巨大貢獻。但是，這個政權一直存在著一些從未被認真解決的基本癥結。

對今天而言，從國民黨方面人物的各類文章、日記、回憶錄中分析國民黨政權興衰史，無疑具有極佳的政治鏡鑒作用。而如何從一些帶有“反歷史”性質的“民國想象”式的敘事中走出來，更為深入全面的探討民國史中的基本政治與經濟問題，把中國傳統史學的優良傳統與現代社會科學的分析框架相結合，形成具有理論性與現實感的歷史敘事、政治敘事，為今天展開黨建工作，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歷史經驗教訓，或許更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資料圖

國民黨要員眼里的南京國民政府之危機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本應具有歷代新政權都曾有過的所謂“開國氣象”，但在現實中這種“氣象”卻并不多見。國民黨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爭斗愈發激烈，北伐戰爭期間崛起的新軍閥關系緊張，戰爭一觸即發。更為嚴重的是，國民黨的黨員與國民政府中的各級公務人員嚴重缺少積極向上、奮發有為、恪盡職守的風氣，顯露出各種腐敗、墮落、消沉、不負責的風氣。不光是中國共產黨的刊物時常揭露這一點，國民黨內部的不少要員其實也十分清楚。從他們的言說當中可以窺見南京國民政府所面臨的政治危機。

1932年7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今日上午批閱后，與經扶談話，到總部會客，俞樵峰之敷衍塞責殊為痛心，手書嚴戒。下午是湖北黨委與清鄉促進會委員，所見所聞皆腐敗官僚，與幼稚黨委，新官僚，湖北政治非用嚴勵手段決無起色也，對何雪竹深恨，痛斥其誤省也。[1]

兩個月后，他又在日記中感慨：

時以不得襄助之人為念，世道日非，人欲橫流，欲得一賢能之士為助，如何求之。舊黨員多皆腐敗無能，新黨員多惡劣浮囂，而非黨員則接近不易，考察更難。古之山林之賢，今不可復見，而租界反動之流，多流氓之亞者。其在留學生中，大學教授中，職業團體中，舊日官僚而未在本黨任仕有風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2]

1932年年底，蔣介石再一次抱怨道：

早晨謁陵后，與戴葉慨嘆，深談本黨老黨員之腐敗，自私、賣老、害事，如不更張，則必亡國也。決以世界第二次大戰之期為標準，于此期前，速行憲政，使國民共員國政且以國民之力，促進本黨之急進也，否則，以黨亡國矣。如欲黨國之有進步，非促成此策無其他生路。否則，犧牲數十萬之部署，徒造成一般老黨員亡國之地位而已。言之痛心。上午，到黨部主席團會議。下午，開正式會議，晚會客。[3]

可見，蔣介石在日記里描述的國民黨，充斥著腐敗、無能、頑劣、自私、顢頇等官僚作風，讓人難以想象這是一個剛取得全國政權不久的政治集團。

蔣介石本人對此自然是十分焦慮。他在公開的演講中也不斷揭露國民黨政權的不良習氣。1930年他在一次演講中聲稱，國民黨員在中國社會中是一種高踞民眾之上的“特殊階級”：

黨員既在國民中間只占很少數，但是既做了黨員，人家如看見你有一種不好的毛病，即將當作黨員像是一個特殊階級，講得不好，就是如同軍閥一樣，再講不好一點，就如同鄉下劣紳一樣?，F在一般人看見我們的黨員，就是類似一個特殊階級，這是最不好的一種影響和態度。我們要知道，特殊階級是沒有一個人不討厭，不排斥的。如果我們黨員不知道這一點，甚至自己以為是一個黨員，仍舊要給人家看作是特殊階級，并且我們自己也當自己是特殊階級，那就糟了。特殊階級沒有不失敗，沒有能在社會上存在的。[4]

在孫中山的思想體系里，國民黨黨員是要作為“先知先覺”，帶領“后知后覺”的老百姓進行革命的。而這種“先知先覺”，是要建立在具有極高的革命理想與奮斗精神之上的。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在蔣介石的描述中，“先知先覺”墮落為“特殊階級”，這其中的變化及其原因，十分值得人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