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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不同，李大釗認為國民熱愛國家的“自覺心”，不能主要依靠歷史與傳統的因素，而應喚起人們對建設新的政治與文化之熱情。他認為“今日為世界再造之初，中華再造之始”，因此，有志于從事救國事業者，必須“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棄罪惡之我，迎光明之我；棄陳腐之我，迎活潑之我；棄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棄專制之我，迎立憲之我；俾再造之我適于再造中國之新體制，再造之中國適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基于此，李大釗認為今世最能擔當更新中國、再造國家之任者非青年莫屬。他堅信“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茍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所以“凡以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很明顯，李大釗強調的個人突破舊因素的網羅，呈現出青春的各種樣態，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形塑新的政治實踐主體，使其能夠以新的理想與訴求投入到改造中國的事業當中。

《覺醒年代》中的李大釗

關于這一點，有論者認為，在李大釗那里，作為個體的“小我”之價值在“大我”面前居于次席，甚至為了實現“大我”可以犧牲“小我”的利益。從一種蘇格蘭啟蒙運動式的自由主義后見之明來看，李大釗的思想或許有這樣的特點，但如果從中國歷史自身的脈絡來看，個體價值與群體價值總體而言并非處于對立狀態，從修身到治國平天下在邏輯上乃一以貫之的過程，個體為構筑一個更好的群體（家族、鄉里、政權）有所貢獻，才能在倫理與道德上符合“公”的標準，否則便淪為“私”之體現。相應的，某一類群體（家族、鄉里、政權）實為個人在社會上形成較為穩定的認同、達到心之所安的重要對象，這就使得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具有極強的實踐性格。也正由于這樣，恰如溝口雄三所論，近代中國對民權的訴求，在推翻一個不良的、專制的政治集團同時，還要求參與者克服利己性，致力于鞏固新的集團，以此實現“大眾的”民權。

李大釗的“新中華民族主義”，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調之上展開論述的。他強調：

吾族少年所當昭示其光華之理想、崇嚴之精神者，不在龂龂辯證白首中華之不死，而在汲汲孕育青春中華之再生；不在保持老大中華之茍延殘喘，而在促進少年中華之投胎復活。蓋今日世界之問題，非只國家之問題，乃民族之問題也。而今日民族之問題，尤非茍活殘存之問題，乃更生再造之問題也。余于是揭新中華民族主義之赤幟，大聲疾呼以號召于吾新中華民族少年之前。

突出青年的重要性，是李大釗在這一時期反復強調的內容。而他這里所言的民族問題乃當時世界的主要問題，可以放在一戰爆發后中國知識分子對戰局的觀察這一背景下來理解。正如汪暉所指出的，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東方雜志》的作者們多聚焦于戰爭與民族國家體制的關系。他們多認為在這一體制下，民族認同超越種族認同，導致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發生激烈的戰爭。為了避免被殃及甚至瓜分的命運，必須喚起中國人的民族認同與民族自覺。或許可以認為，李大釗豎起“新中華民族主義”的旗幟，也和這一言說氛圍息息相關。

在李大釗看來，“十九世紀以還，歐洲大陸茁生于拿翁鐵騎之下者，實為國民的精神”。在民族主義思潮的鼓動之下，歐洲許多小國從過去的帝國當中獨立，舊有的政治合法性論述在民族主義的沖擊下左支右絀。霍布斯鮑姆認為，在19世紀歐洲，“一旦國家能順利將民族主義融入到愛國主義當中，能夠使民族主義成為愛國主義的中心情感，那么，它將成為政府最強有力的武器”。對此李大釗亦十分清楚。他認為在近代，“發揚蹈厲以樹國民的精神，億辛萬苦，卒能有成者，則德意志帝國之建立、意大利之統一，其最著矣”。

《覺醒年代》中的李大釗

在此風潮之下，“國民的精神既已勃興，而民族的運動遂繼之以起”。李大釗注意到當時許多國家都在倡導具有本國特性的民族主義，如德國的“大日耳曼主義”、俄羅斯的“大斯拉夫主義”、英國的“大盎格魯-撒克遜主義”，甚至他把美國的“門羅主義”與印度的獨立運動都視為全球民族主義運動的一環。雖然他并未辨析這些政治口號之間的差異，特別是帝國主義借民族主義來進行全球擴張與殖民地國家運用民族主義口號展開獨立運動之間決然不同的性質，但通過審視這一全球局勢，李大釗認為如何建立中國的民族主義綱領，已然成為迫在眉睫的時代主題。

李大釗指出：“民族主義云者，乃同一之人種，如磁石之相引，不問國境、國籍之如何，而遙相呼應、互為聯絡之傾向也。”因此在具體的政治實踐里，就有可能出現“或同一國內之各種民族有崩離之勢，或殊異國中之同一民族有聯系之情”的現象。那么“新中華民族主義”能夠實現的政治與文化基礎為何？這更是李大釗必須要充分考慮的問題。

作為19世紀著名的民族主義闡釋者，勒南認為民族精神有兩個重要組成部分，首先是集體擁有的豐富回憶，其次是當下在一起生活的愿望。某種程度上李大釗對“新中華民族主義”的論述也體現出類似的思路。在他看來，“吾國歷史相沿最久，積亞洲由來之數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華民族，畛域不分、血統全泯也久矣，此實吾民族高遠博大之精神有以鑄成之也”。可見，李大釗認為中國各民族之間長久的交往與聯系、中國文化里“高遠博大”的政治傳統是構成“新中華民族”的歷史基礎。而他對“中華民族”的理解，也基本繼承了清末梁啟超、楊度等人提倡的整合各民族于一體的“大民族主義”理論。這一點顯示出晚清思想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具體而微的影響。

不過李大釗在論述“新中華民族主義”時，除了顯示“中華”代表因“高遠博大之精神”而形成的各地人民“畛域不分、血統全泯”這一歷史與文化遺產，更為重視的是在當代中國政治與社會語境里，各民族所可能產生的休戚與共感：

以余觀之，五族之文化已漸趨于一致，而又隸屬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國體之下，則前之滿云、漢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瑤云，舉為歷史上殘留之名辭，今已早無是界，凡籍隸于中華民國之人，皆為新中華民族矣。然則今后民國之政教典刑，當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統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義，即新中華民族主義也。

很明顯，李大釗認為各民族在辛亥革命之后共處于“共和國體”之下，是“新中華民族”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一個新的政治實體在中國出現，為“新中華民族”成長壯大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共同致力于“共和國體”的奠基與建設，是“新中華民族”能夠形成穩固認同的情感與心理基礎。借用韋伯的觀點來理解，“這種政治命運的共同體，即生死與共的政治斗爭共同體，會在各個群體當中產生共同的記憶，這種記憶往往比單純的文化、語言或人種共同體的紐帶具有更深遠的影響”。如果說近代中國的核心問題之一在于“確立起由人人自主而奠定的民族主權”，進而鍛造一個“政治民族”，那么李大釗“新中華民族主義”的核心要義即強調此主義之“新”，正在于打破過去長期存在的文化上、風俗上、語言上的區隔，不再將民族主義內涵單純地借助于符號式的、本質主義式的“文化”，讓在中國國土內生活的各族人民，在參與新政權的過程當中形成堅實穩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政治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