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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論

1919年，威爾遜參與巴黎和會談判，將美國的國際威望推向高峰。但這一“威爾遜時刻”也開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門羅主義與威爾遜主義之間究竟存在何種關系？這一問題貌似可以導向國內威爾遜研究中常見的對于威爾遜執政時期美國的“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兩種外交思想緊張關系的探討。然而本文探討“門羅主義”和“威爾遜主義”，并不僅僅著眼于美國外交政策，而是將二者視為在全球范圍內流通的概念和符號，不同的政治主體出于不同的考慮，會對其進行新的理解和解釋。不僅威爾遜及其國內政敵會辯論這一問題，美國在全球不同區域遭遇到的挑戰者也會回應這一問題，從而使其成為一個關系到全球政治空間不同劃分思路的重要問題。

針對這一問題，威爾遜自己當然強調他自己的主義與門羅主義之間的連續性。他將門羅主義美化為一種尊重各個國家政治體制和發展道路的主義，將國際聯盟的方案，論證為擴大門羅主義適用范圍的努力。而通過對歷史過程的梳理，我們還可以看到，威爾遜的全球解決方案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在美國一百年多來經營美洲的經驗基礎上提出的，美洲在美國國際戰略的演變中，發揮了“試驗田”和“根據地”的作用。在門羅主義的實踐過程中，美國排斥舊大陸的一系列政治原則，堅持自己的政治原則；美國試圖在美洲建立某種集體安全機制，并在其中保持一種仲裁者的地位。而威爾遜試圖將美國經營美洲經驗推廣到全球，在全球建立起某種集體安全機制，使美國處于仲裁者的超然地位，既享受霸權地位，推行美國所奉行的理念，也不會陷入到舊大陸的傳統權力斗爭泥淖中去。

然而，威爾遜的國內批評者并不將門羅主義與威爾遜主義之間的關系視為一種連續的過渡，而是強調二者之間的對立。盡管威爾遜倡導的國聯盟約中為美國繼續主導西半球留出了空間，其政敵仍然擔心，威爾遜倡導的國聯帶來的不是美國控制國聯，而是歐洲列強先控制國聯，再通過國聯控制美國，這就違反了將近百年的門羅主義精神。威爾遜的政敵們從根本上仍將歐洲視為一個令人恐懼的泥淖，美國的利益需要擴張，但美國不能承擔過于沉重的國際責任。而威爾遜無法清晰和令人信服地向他的國內政敵描述，美國究竟要承擔多重的國際責任，這種責任究竟與美國的所得是否成正比。他對政敵毫不妥協的態度，最終使得國聯方案在參議院折戟沉沙。

與此同時，國際聯盟盟約為“門羅主義”留下的口子，在戰后具有更為深遠的影響。一戰之后，德日兩國受到美國的壓制，不約而同地訴諸一種話語策略：將門羅主義的歷史經驗普遍化，用以對抗威爾遜式的普世主義。這意味著，美國在國聯體系下所享有的門羅主義特權，其他強國也可以正當地享有。20世紀30年代，卡爾?施米特在德國發展了其“大空間”理論，服務于德國在中東歐的經營。日本在1905年就從美國習得“亞洲門羅主義”的表述，將之與其國內的“亞細亞主義”思潮結合起來，以證成自身在東亞的擴張。而在二戰期間，日本的國際法學家更是從施米特的“大空間”理論獲得啟發，致力于為“大東亞共榮圈”建構一種國際法理論。一旦“門羅主義”不再是美國的特權，而是列強均可采用的區域秩序組織原則，美國致力于建構的普遍主義國際法必將消亡，國際法將分解為兩個層面：第一層是諸多“大空間”內部的國際法，第二層是這些“大空間”之間的交往法則。隨著德日兩國在二戰中戰敗，這一轉變沒有出現。

而這不僅僅是一段用以滿足好古興趣的陳年往事。“威爾遜時刻”帶來種種圍繞“門羅主義”展開的爭論，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地理解區域霸權和全球霸權之間的張力。全球霸權總是傾向于強調全球空間的同質性，強調自身代表了某些普遍適用于人類的原則和理念。而區域霸權面對全球霸權建立普遍同質秩序的壓力，會更傾向于強調世界的多元空間性（pluralistic spatiality），將全球霸權的主張者視為來自另一個空間的越界者，將其普遍性訴求視為特殊利益的話語包裝。“威爾遜時刻”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區域霸權嘗試建立全球霸權的生動案例——威爾遜提出了針對全球的普遍主義主張，然而他的國內政敵并沒有走出將世界劃分為兩個半球的空間思維，慎于在美國能夠掌握的舒適區域之外承擔剛性的國際義務。而其他區域霸權也可以通過強調美國所經歷的多元空間性思維與普遍同質性思維之間的對立，讓美國自己反對自己，從而消解威爾遜主義訴求的普遍性，捍衛自身在本區域的特權。

自巴黎和會以來，世界已經歷了一個百年，但國際秩序中不同思維模式與話語模式的起伏，在很多方面仍然像是舊日故事的重演。門羅和威爾遜并沒有遠去，他們仍然生活在當代世界的沖突與斗爭之中。

（注釋略）

【本文發表于《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3期，發表時有刪節，在此推送的是全文。本文得益于2018年夏季劉小楓教授主持的第二屆六繹論壇的討論，尤其是魏磊杰對于日本二戰期間國際法思想的研究，對本文啟發良多，作者在此一并致謝。本文的一切錯漏概由作者個人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