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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卡爾?施米特的回應：“大空間理論”作為德國的門羅主義

盡管美國未能加入國聯，但國聯盟約第21條卻包含了對門羅主義的讓步。而這就開辟了一個先例，即強國可以憑借自己的實力劃定勢力范圍，使之免于國際聯盟的管轄。美國開了這個口子，就有其他列強像《阿Q正傳》里的阿Q一樣，宣稱“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德國與日本即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兩個例子。兩國的政治與法律精英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從美國的門羅主義傳統中尋找更為普遍的原則，并將其與國聯的普遍管轄權對立起來。

我們先從德國開始。1919年的《凡爾賽和約》沉重打擊了新生的魏瑪共和國，但由于列強之間的分歧，這種打擊又沒有達到第二次布匿戰爭結束時羅馬對迦太基之懲罰的嚴厲程度，保留了德國東山再起的潛能。德國主流政治精英對巴黎和會產生了極大的屈辱感乃至復仇心理。而戰后國際體系的紊亂，也為德國提供了重新崛起的機會。這是德國公法學家卡爾?施米特在兩次大戰之間的理論活動的基本歷史背景。他首先致力于批判美國的普世帝國主義以及威爾遜提倡的國際聯盟，繼而提出以“大空間”（Gro?raum，日本國際法學家將其翻譯為“廣域”）為基礎的新國際法設想。

施米特對美國與國聯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以19世紀的歐洲國際體系與國際公法作為參照。在19世紀，盡管有美國的門羅主義制約歐洲列強，毫無疑問的是，就全球范圍而言，歐洲處于最為強勢的地位，而一戰后的歐洲失去了這種地位。但更重要的是，19世紀的歐洲國際公法現實地致力于限制戰爭，而非消滅戰爭，尤其是，它并不將敵人視為道德上低下的罪人，凡是遵循戰爭程序的交戰方，都被視為正當的敵人。一戰結束后，協約國將德皇威廉二世列為戰犯并要求審判，盡管審判最終沒有發生，這一要求本身，就已經背離了19世紀經典國際法。威爾遜試圖以集體安全機制消滅戰爭而非限制戰爭，進一步強化了將敵人視為“罪人”的觀念和實踐。而這給德國精英帶來一種沉重的壓迫感。

早在1926年——德國獲準加入國際聯盟的一年，施米特即撰文《日內瓦國際聯盟的兩張面孔》提醒德國輿論界，國聯在某個西方大國（在此應該指美國）之前是謙卑的，小心翼翼的；但在弱勢的、被解除武裝的國家（在此指向德國）之前則擺出一副嚴格執法的莊嚴面孔。國聯在沒有明確的原則和既定的規范的情況下以法律的名義裁決最可怕的沖突，帶來的巨大風險是，它可能會激發巨大的國際政治對立。  1928年，施米特在《國際聯盟與歐洲》中批評國聯既不是一個真正的歐洲組織，也不是真正的普世性聯盟。  1936年，施米特又撰文《國際聯盟的第七次變化》，批判一個國聯成員國（意大利）吞并另一個成員國（埃塞俄比亞）的亂象。兩篇評論指出國聯的根本問題在于，它徒具普世表象，但其成員卻缺乏最基本的同質性，尤其是列強對于彼此之間的政治空間邊界，缺乏基本的認同。沒有清晰的政治空間劃分方案，即便有各種紙面上的國際法規則，也不可能解決那些涉及列強的政治沖突。

美國并沒有加入國聯，但這不影響施米特從國聯的運作中看到美國巨大的影響力。在施米特看來，美國在國聯體制中，一直在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扮演著一個仲裁者的角色。  美國何以確立這種地位？1919年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爭取到的美國加入國聯的前提條件，是國聯將對門羅主義的承認寫入了其章程第21條，而這意味著國聯對美洲國家之間的關系，或者一個非美洲國家與美洲國家之間的關系放棄了實質的管轄權。西半球仍然是美國專屬的勢力范圍。同時，由于一系列美洲國家是國聯的成員國，并非國聯成員國的美國，卻可以從實質上對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進行操縱。由此，美國與國聯的關系，成為一種神奇的“缺席”與“出席”的混合。在國聯時代的一系列條約的簽訂中，都有美國公民的參與，但他們往往不是美國政府的官方代表。  美國人所習慣的在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分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可以通過自身的經濟力量影響國聯的諸多事務，但又不需要在政治上承擔責任。

美國力推的國際法改革，其核心是建立某種集體安全機制消滅戰爭，而非限制戰爭。如前所述，1928-1929年美國推動了《巴黎非戰公約》的簽署，要求各國放棄將戰爭作為解決糾紛的手段。在作于1932年的《現代帝國主義的國際法形式》中，施米特指出，《巴黎非戰公約》的要害就在于美國這個非國聯成員國在其中的主導作用，公約無法被并入國聯的章程，而美國可以利用公約的模糊性（尤其是在“戰爭”定義上的模糊性），來決定何謂“戰爭”。美國善于利用一般的、尚無定義的概念發揮自身的主導作用，這就是“帝國主義”的表現。  毫無疑問，在施米特看來，魏瑪民國是美式“帝國主義”的受害者。

但如何革新一戰后被“帝國主義”浸染的國際法呢？1939年5月，正在德國致力于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時，施米特在《德國法學研究院院刊》上發表《以大空間對抗普世主義》一文，批判美國背離了其19世紀的門羅主義，轉向普世帝國主義。在此文中，施米特將“門羅主義”與其“大空間”理論關聯起來，認為“只要一個具體限定的、不容許外來勢力干涉的大空間的思想得到堅持，門羅主義便始終是真實的、未摻假的”。門羅主義的對立面，就是“包括全球和人類的普世主義的世界原則，后者從本質上便會造成一切人對一切事務的干涉”。   施米特舉出的例子是，1931年德國人非常期待的德國-奧地利關稅同盟，就是被常設國際法院中的一個古巴法官攪黃的——實際上，正是關稅同盟的失敗，給魏瑪民國帶來了一場政治危機，從而促成了納粹黨的上臺。但更重要的是，普世主義為不屬于本地區的大國的干涉，提供了借口和機會。在此，施米特再次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美國。

美國從“真正意義上的門羅主義”轉向普世帝國主義的重要轉折點，在施米特看來，就是西奧多?羅斯福。老羅斯福濫用門羅主義，推行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元外交，但源初的門羅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原則和方法毫無關系。在批判羅斯福的基礎之上，施米特進而嚴厲批判威爾遜：“當威爾遜總統在1917年1月22日莊嚴宣布門羅主義必將成為世界主義的時候，作偽之工已達到登峰造極。他對世界主義的理解，并不是將真正的門羅主義所包含的不干涉這一的地區思想轉用于其他地區，而是相反，將自由民主的原則無地區差別和無界線限制地推延到整個地球和全人類。”由此，美國就可以大規模干涉與它無關的區域事務。真正的門羅主義擁有空間邊界意識，但威爾遜主義沒有。二者之間的對立，是“一種明確的、建立在外空間國家不干涉原則之上的空間秩序和一種將整個地球變成進行干涉的戰場、阻礙有活力的民族每一種自然增長的普世主義意識形態的對立。”  

在此文中，施米特同時還剖析了美國對日本推行自身版本的門羅主義的反應。他指出，1905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鼓勵日本外交代表金子堅太郎將門羅主義轉用于亞洲，其出發點在于“從經濟上為美國資本開放東亞”，這種東亞門羅主義的用意，在于將中國變成英國與美國的殖民地。  而當日本試圖模仿美國在美洲的門羅主義實踐的時候，各路理論家就披掛上陣，要么論證當初的門羅主義實踐已經過時，要么論證日本沒有資格按照美國當初的門羅主義先例來行事——日本“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態，迎來的是美國的一巴掌：“你也配姓趙？”而施米特則對美國的反應持批判態度。這就表明，在1939年，他將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視為一種值得同情和支持的主張。

在同一時期發表的《國際法中的帝國概念》中，施米特進一步將德國式的“門羅主義”與其“大空間”理論關聯起來。此文標題中的“帝國”，對應的是德文“Reich”這一概念，但中譯本將其翻譯成“帝國”，很容易與施米特自己想要努力拉開距離的具有普世主義色彩的Imperium概念相混淆——在施米特看來，英美現在就是這種普世的、無空間的支配方式的代表。如果要強調Reich與Imperium的區別，我們也許可以考慮將“Reich”漢譯為“政域”。在這篇論文中，施米特指出，Reich是“領導性的和承載性的大國，后者之政治理念輻射著一個確定的大空間，并為了此一大空間而從根本上排除空間外大國的干涉”。  “大空間”內可能存在另外一些民族和國家，它們并不是Reich的一部分，正如美國并沒有宣布阿根廷或巴西是自己的一部分。Reich也不僅僅是一個面積更大的威斯特伐利亞會議以來的領土性國家，不是一架建立于特定地域之上的機械的統治機器，而是“本質上有民族的規定性” ，具有有機體的特征。在1939年的語境中，施米特所說的Reich當然指向一個比當時的德國更大的“大德意志”。至于這個Reich在其主導的“大空間”中應當主張何種具體的政治理念，施米特語焉不詳。但他明確強調的是，Reich將按照門羅主義的先例，排除域外勢力的干預，從而保證“大空間”在全球秩序中的獨立性。

如果說近代經典的國際法是以國家為基本空間單位，施米特展望的新國際法，是以“大空間”作為更重要的空間單位。空間單位的擴大跟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飛機、無線電等技術的發展，使得國家的空間界定方法，已經跟不上時代，需要更大的空間單位，才能夠發展有意義的合作。以“大空間”為支點的國際法越出了經典的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際法，但也拒絕了超國家的普世主義的國際法——后者在施米特看來從本質上是帝國主義。以Reich為支點的國際法使得民族有機體能夠真正地以自己的理念和原則，掌握國家機器。既然地球是如此之大，存在諸多有活力的民族，在施米特的視野中，一個理想的地球秩序，應該是劃分為若干不同的“大空間”，每個“大空間”里都有一個由主導性民族創建的Reich，并奉行該主導性民族的世界觀理念和原則。

在20世紀30年代的背景下，施米特這一理論服務的是德國的重新崛起。由于歷史的原因，德意志人散居在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波蘭等不同國家，無論是“Reich”還是“大空間”，指向的都是一個將中歐不同國家整合起來、并確立德國領導權的架構。因此，在一戰之后德國重新崛起并對外擴張的過程之中，施米特既不是旁觀者，也不是反對者——當然，當德國吞并波蘭之后繼續進攻蘇聯之時，我們有理由懷疑希特勒的決策已經超出了施米特“大空間”理論的允許范圍，因為此時德軍進入的已經是俄羅斯人的“大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紀30年代，施米特只是眾多訴諸門羅主義的德國政治-文化精英之一。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在1939年3月討論瓜分波蘭時，就引用了門羅主義的先例。而希特勒也在1939年4月28日的國會演講中訴諸門羅主義，論證德國在歐洲的行動方式與美國在中南美做的事情是相似的，以回應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質疑。  一戰之后，在德國領導之下建設一個更大的歐洲區域政治單位的思路也并非始于施米特，早在1925年，德國學者瓦爾特?福格爾（Walther Vogel）就論證，德國恢復自身聲望的方式就是超越原有的民族國家，領導建立一個具有聯邦性質的新歐洲政治單位。  但施米特對于門羅主義與“大空間”的思考十分系統和深入，我們無法確定他的理論是否對德國當時的決策者產生了實質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其理論誕生不久，就在日本理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