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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TPP協議達成十二國共識、蔡英文訪問日本，近日接連發生的重要新聞事件背后都有日本的影子。而就在2015年9月3日，中國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隆重紀念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作為東方主戰場，中國付出了傷亡3500多萬人的民族犧牲，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主要兵力，不僅實現了國家和民族的救亡圖存，而且有力支援了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上的抵抗力量，為贏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習主席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說：“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史為鑒，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對歷史，我們要心懷敬畏、心懷良知。歷史無法改變，但未來可以塑造。銘記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為戒。傳承歷史，不是為了糾結過去，而是要開創未來，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文本以史為鑒，說明日本再走戰爭擴張道路只能是死路一條。1954年8月毛澤東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希望英國工黨的朋友勸勸美國人：“不要武裝日本，武裝日本的目的是反對中國和蘇聯，最后會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國，這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這種可能性是有的。”今天仍有用毛澤東這句話再次提醒美國人的必要。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專用術語。“底線”此指某國生存必須死守的戰略邊界；“極限”，此指某國利益擴張需要而國力又不能逾越的戰略邊界。角色不同，底線與極限的概念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夏威夷對日本擴張可能就是極限，而對美國來說就是其對日本擴張容忍的底線。其次，觀念中的和現實中的底線和極限也是不同的，后者正是筆者在文中著力于探索的內容。

本文節選于張文木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冊），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7～135頁。張文木教授特賜稿觀察者網刊發此文。】

目錄

一、日本地緣政治特征及由此決定的近代擴張路徑

二、 日本的悲劇命運與“明治大帝之遺策”

（一）“明治維新”給小日本換上大“胃口”

（二）臺灣：和平日本的極限

（三）大毀滅，從侵略臺灣開始

（四）明治目標：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三、變動中的世界政治與日本問題

（一）蘇聯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誤判

（二）誤判產生的原因

（三）戰后日本問題，本質上說就是雅爾塔體系問題（四）擺脫雅爾塔和平體系的法律責任，將是日本新世紀外交的戰略突破口

（五）日本問題與亞太和平

（六）結論：要想穩定太平洋，美國只有與中國握手

一、日本地緣政治特征及由此決定的近代擴張路徑

日本位于北太平洋西岸，是一個由東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島國。西隔東海、黃海、朝鮮海峽、日本海與中國、朝鮮、韓國、俄羅斯相望。陸地面積377880平方公里，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個大島和其它6800多個小島嶼。[1]

日本的地緣政治特點，在太平洋地緣政治中屬主體板塊的邊緣，但與其他太平洋中的同類國家或地區不同的是，日本位于東北亞，深嵌主體板塊國家中國、俄國，乃至美國中間，這與夾在英國、法國和俄國之間的東歐諸國，尤其是波蘭的地緣政治有相似的特點。但與東歐國家不同的是，日本是近代在亞洲最早走上英美式自主型[2]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而自主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經濟動力的首要條件，是盡可能要有廣大的以母國資本為中心的外圍地區，即資本形成和增值必需的“中心—外圍”結構。而日本地緣政治天然所處的大陸諸主體板塊邊緣或夾層地位，使得日本與同樣是邊緣島國的英國一樣沒有強烈的區域歸屬的民族心理，即英國和日本都不愿將自己歸入自己所面臨的大陸：與英國加入歐盟的態度一樣，日本一會是脫亞入歐，一會又是脫歐入亞，至今也沒有明確自己的定位。這是因為在亞洲，相對于主體國家的邊緣地位使得日本成了天然矮人，這對擁有亞洲一流生產力并曾在近代深刻影響甚至險些改變亞洲歷史的日本而言，是不能接受的。日本一直將自己比做遠東不列顛，不幸的卻是沒有英國面臨的那種天然破碎因而可以長期推行均勢戰略的大陸板塊——日本夾在由中國、俄國、美國構成的穩定的鐵三角中間東沖西撞迄今未找到符合其理想的出路，更未贏得不列顛英國在美國崛起之前曾有過的數百年橫行天下的風光——這正如美國崛起后，夾在美洲與歐洲大陸中間的英國也隨即黯然失色的道理一樣。

鑒于此，日本要想在較快的時間內，擺脫其自主型經濟力與其邊緣的地位不相匹配的尷尬處境，那它唯一的選擇就是用外科手術的方式即強力的方式，改變日本的“骨骼結構”，即擴大日本的地理版圖，其要義是肢解長期鉗制日本的中國和俄國，打破中、俄、美三國的“鐵三角”結構，最終在東亞地區形成以日本為主體板塊的輻射地帶。至于日本國力輻射方向，則視周邊可突圍的薄弱環節而定，但不管如何，也不管什么時候，率先控制臺灣，繼而控制臺灣東西兩翼，則是日本“破除東亞之難局”[3]的關鍵。

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草擬了一份《征伐清國策》，其中目標就是“吞并蓋平（今遼寧蓋縣）以南的遼東，以及山東的登州、舟山群島、澎湖列島、臺灣和長江兩岸十里以南的地區”[4]。1895年，日本海上打敗中國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據《馬關條約》第二款 占領中國的臺灣和澎湖列島。占領這些島嶼，日本就控制了實現并在20世紀40年代實施的“大東亞”戰略的“命門”：有了臺灣，日本就有了依次滾動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政治的穩固軸心。臺灣之于日本的意義，時任戰后駐日盟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將軍（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在1950年有比較到位的分析：

福摩薩[5]在歷史上就被（日本——筆者）當作向南部地區進行軍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日本在“二戰”期間對福摩薩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福摩薩作為日本各種護航船隊的中途集結地區和補給基地，發揮了重要作用。駐扎在呂宋林加延灣的軍隊主要力量是從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島運來的。支援日本的陸軍、海軍的空軍部隊也是以位于福摩薩南部和臺中的飛機場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結點。1942-1944年，福摩薩是從日本、經過沖繩和菲律賓、到達東南亞的交通運輸的重要連接點。1944-1945年期間，福摩薩是日本為準備守住菲律賓地區的重要戰役向菲律賓部署增援部隊和飛機的關鍵中途集結點。隨美國航母艦隊開進西太平洋，福摩薩作為空軍基地在日本的防御計劃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1945年1月美國占領呂宋后，日本空軍撤退了福摩薩機場，占據了主動發動攻擊的有利位置，用來阻止我們前進的部隊。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島和中國東部的周邊后，福摩薩的軍事作用便充分表現了出來。[6]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隨之而來的美蘇冷戰使日本得到了一段較長時間的休整機會，到20世紀90年代，伴隨蘇聯解體而來的是日本重新崛起及與之相應的日本新的擴張沖動，其沖鋒首選，根據歷史經驗，最可能的就是與中國尚處分裂狀態的臺灣地區。19世紀日本侵略臺灣的企圖就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開始，以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結束。目前日本又在釣魚島列嶼及其周邊不斷制造如“春曉油田”之類的事端，這都是日本再次涉足臺灣的先聲。與明治以來的歷史一樣，如果日本不愿在東亞走瑞士或瑞典式的發展道路的話，那么臺灣仍是日本再次起步東亞的第一站，也是邁開雙腳站穩東亞的最核心的環節。控制臺灣，日本東可抗美，西可制華，南可威懾東南亞諸國及美國的包括馬六甲海峽在內的海上生命線。正因此，美國在臺灣獨立問題上，采取反對或不支持的立場。美國對日本外交政策的底線——如果它的領導人頭腦還不算糊涂的話——是可以向中國和俄羅斯挑戰，極限則是不能放手讓臺灣“獨立”，從而使日本再次控制臺灣。由于臺灣在東亞戰略格局中所具有的“命門”的特殊地位，對日本來說，一旦它占領臺灣，它就意味著日本已向中國和美國及整個東亞國家攤牌，和平的日本也就走到盡頭。20世紀前半葉的日本史就是這樣一個因偷吃“禁果”（臺灣）而遭了“大核”之災的悲劇式的歷史

二、 日本的悲劇命運與“明治大帝之遺策”[7]

（一）“明治維新”給小日本換上大“胃口”

稱霸東亞，繼而太平洋，對日本而言，這是一個遠比英國崛起時面臨的更為苛刻的目標，如日本不愿以瑞士而是以英國為其發展樣板的話，那日本則必須在中國、俄國、美國鐵三角中強力破局。明治維新的發生將只有老鼠身材，其力量又不足以承接旋轉乾坤重任的日本送上稱霸世界的不歸快車。

日本“明治維新”運動對日本未來的歷史影響是深遠的，史書對這場運動的積極意義已給了相當高的評價，但同時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我們能夠將這場運動與同期的俾斯麥德國及后來的毛澤東中國的“不稱霸”外交政策比較，就會發現，明治維新對日本的未來最具災難性的影響是它提出了與日本國力不相匹配的，或者說，遠超出日本國力的外交目標。正是明治維新的成功及其對日本未來目標的確立，使只有老鼠身材的日本換上了老虎般的野心。如果說俾斯麥之后的德國的災難是由于它背離了俾斯麥為德國制定的有限擴張路線的結果，那么，日本的后來的災難則是其政治家過于執著追求“明治目標”的結果。

（二）臺灣：和平日本的極限

19世紀中葉，英、美、俄等國家迫使日本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實行封建鎖國政策的德川幕府統治動搖，具有資本主義改革思想的地方實力派薩摩和長州兩藩，在“尊王攘夷”、“富國強兵”的口號下倒幕。1868年，革新派實行“明治維新”，廢除封建割據的幕藩體制，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恢復天皇至高無上的統治。1868年，天皇睦仁頒布《御筆信》（《宸翰》）明示“繼承列祖列宗之偉業，不問一身艱難辛苦，經營四方，安撫億兆，冀終開拓萬里之波濤，布國威于四方”。[8]明治政府當年還“制定了一部以普魯士德國的憲法為藍本的憲法，對法制進行了改革”，并“從英國皇家海軍請來的專家為日本建立一支現代化的海軍出謀劃策，從普魯士總參謀部請來的專家幫助他們實現陸軍現代化。日本軍官被派往西方國家的陸軍和海軍學院學習，盡管本國已建立起軍火工業，但仍從國外購買現代化武器”。“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后，有著引人注目的政治義務，即實現國家‘富國強兵’的號召。對于日本人來說，經濟實力和陸軍實力是同步發展的。”[9]此后日本政治一直就在明治目標的重壓下在中、俄（蘇）、美之間狂顛。

1855年，吉田松陰（1830-1859）寫給其兄杉梅太郎的書信提出在美、俄、中之間以中國為突破口的策略：

我與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斷不可由我方決然背約，失信于夷狄。但必須嚴章程，厚信義，在此期間善蓄國力，征服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在貿易上失之于俄美者，應由朝鮮、滿州之土地以為償。

今急修軍備，艦粗具，炮略足，則宜開拓蝦夷，封立諸侯，乘隙奪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曉諭琉球……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臺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10]

《御筆信》頒布后，右大臣巖倉具視與參議木戶孝允研討日本的“前途大事”。木戶孝允在1869年1月26日的日記中記錄道：

明朝巖倉公出，垂問前途大事，因以數事進言。……至重要之事有二：速定天下方向；向朝鮮派遣使節，責其無禮，彼若不服，則興問罪之師，祈能大顯神州之威。

……然后立即一變天下陋習，確定遠大之海外目標。[11]

1871年12月，擔任兵部大輔的山縣有朋向太政官建議“兵部當前之目標在于內，將來之目標在于外”。為此，日本須實行征兵制，成立常備軍，建立沿海防御，制造軍艦，構筑炮臺，培養陸海軍軍官，生產和積蓄武器。明治天皇將這一理論欽定為最高國策。19世紀后半葉，日本海軍戰艦噸位飆升，從1880年的15000噸，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噸，增長46.7倍，成為世界第七海上強國。[12]海軍戰力的增強提升了日本的國際地位。

日本崛起之初面臨的對手眾多，如不算北方俄國，日本人將其概括為A（America）、B(British)、C(China)、D(Dutch)：以臺灣為臨界點，在南方有英國、荷蘭，在東西兩面有美國和中國。日本人在這綜錯復雜的矛盾中，借力打力，在太平洋戰爭之前，部分實現了日本明治時代政治家們提出的戰略目標。

臺灣是日本和平的極限，并不是由于日本占領臺灣會給日本帶來多少地緣政治利益，而在于僅僅靠日本的資源和力量不足以消化這些利益。日本占領臺灣必然產生的邏輯結果就是，為保住這些“利益”，日本則須控制臺灣東西兩翼：東即從小笠原群島，經北馬里亞納群島至關島一線，西即中國東部沿海省份，尤其是浙閩兩省及南洋菲律賓等，這樣日本就會將自己推向至少與兩個以上的大國——在近代先是與中、英，繼而與中、美——直接對抗的起跑線上。而與兩個以上的大國直接對抗的戰略，沒有一個是成功的，這是從拿破侖戰爭到朝鮮、越南戰爭的世界戰爭史留下的經驗中可以得到證明。不幸的是，在“明治大帝之遺策”的重壓下，日本人不明智地將占領臺灣這一大毀滅的起點誤當做國家崛起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