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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界，最典型莫過于各大券商、投行的研究團隊對一些行業不定期地推出的“研報”。有一些學術研究團隊也會長期跟蹤某個行業或產業，希望能夠了解所在行業的微觀變化，從行業研究角度推進學術理論的升級與更新。

最典型的莫過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等每年推出的大型系列“皮書”，在每年的歲末年初對每一年度有關中國與世界的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現狀和發展態勢進行分析和預測，內容涉及到經濟、社會、文化、金融、法制、醫療、房地產、旅游、人才、教育等經濟社會生活各個行業的方方面面，撰寫者有來自智庫界的，也有來自學術界的。

三是服務于政策的研究。服務于政策的研究最重要的機構一般都是政府部委內設的“研究局”、“研究室”、“研究中心”等，比如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財政部下屬的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商務部研究院等，各省委省政府也有研究室、發展研究中心等機構。

這些機構有的專門為領導人撰寫講話稿，編撰新提法、新思想，有的則聚焦在某條政策的論證、研究與出臺過程。許多智庫近年來在一些領域打破了行政體制內的思想服務壟斷，為某個或幾個部委制定公共政策，形成了政策制定前多渠道的知識與思想供給現狀。^【36】

不少學術研究機構也會收到各部委的重大社科課題，以期在更深理論層面進行政策論證。從學理上看，政策研究本身就是一門嚴謹科學。對于政策研究的具體概念，美國學者斯圖亞特·S·那格爾則說：“政策研究可以總的定義為：為解決各種具體社會問題而對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質、原因及效果的研究。”^【37】

可見，政策研究不只是短期的對策研究，智庫與學術之間都能為具體的政策服務，區別有時僅僅在時效、角度、篇幅方面，為此，西方學界專門曾研究過智庫與學術之間的鴻溝，認為學術界就某個具體政策的研究結論并不一定會立刻轉化為政策，但卻涉及到政策制定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識，是決策部門可能無暇顧及卻又必須要有的。^【38】

四是服務于戰略的研究。這里主要是指服務于國家最高決策層、從國家全局考慮謀劃實現長遠目標的規劃，而不是指商業戰略或企業戰略，也不只是指軍事層面的作戰謀略。戰略研究往往站在最高決策部門的高度，以國家本位的立場，超越部委、區域的利益，探索出讓最高決策層能夠推行并在相對長期的時間內能見實效的解決方案。^【39】

一般情況下，戰略研究的能力，需要大量的論證，需要短中長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與變量分析，需要站在決策層的高度通盤考慮，這些都是智庫與學術學者都能齊力而為之的努力方向。從戰略層面上看，學者還應該為一國戰略意圖的實現發揮國際傳播、游說溝通等公共外交的作用。

在筆者看來，一家頂級的中國智庫不能只是影響中南海，也應能影響美國白宮，誠如美國優秀智庫不只是影響美國決策者，對中國決策層也能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一樣。許多學者都能以“戰略研究”自居，但無論是智庫界，還是學術界，真正能服務于一國最高決策層的是極少數人。

結論

智庫和學術的差異雖然自古有之，存在著行業主體、行為旨趣、工作內容等方面的深層差異，但兩者并非是兩個完全不相干或者很少交叉的領域，也并非存在著天然的“隔閡”。智庫學者不等于只會簡單的“短期研究”或“對策研究”，優秀的智庫學者往往具有深厚的學術底蘊，往往只是社會分工使其較少或不愿寫長篇的學術論文；學術學者也不等于只是“理論研究”或“與現實不相關的研究”，優秀的學術學者（尤其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領域），往往對現實與政策保有長期的興趣與關注，常常會成為決策者的座上賓，由此可推出智庫與學術之間應有的互視態度。

第一、智庫與學術學者應相互尊重。在浮躁的信息化時代，寫上佳的學術論文不易，當教授也越來越難，需要耐得住寂寞，十年磨一劍，做得了冷板凳。同樣，寫一篇流傳千古的智庫報告也很難。傳世的學術巨著不多；真正令后世記住的政策報告，如諸葛亮《出師表》、賈誼《過秦論》或喬治·凱南署名為“X”題為《蘇聯行為的根源》、進而推動美國遏制蘇聯那樣的名篇同樣是少見的。

通常情況下，一些智庫學者鄙夷學術，認為后者是過于陽春白雪，“自娛自樂”；一些學術學者看低智庫，認為后者成果是易碎的、膚淺的，其實都是針對對方低劣作品的指涉。事實上，低水平的學術文章往往是對現實、政策缺乏了解的；低水平的智庫報告往往是缺乏學術功底的。無論智庫，還是學術，應該共同鄙視、譴責那些低水平、重復建設、浪費課題經費與納稅人錢的學者。

第二，智庫與學術學者應相互團結。全球化時代使各國智庫數量激增，在國家權威下降、跨國問題涌現、國際行為體增加、信息流量劇增的大背景下，知識生產與傳播呈現了跨國化、網絡化的特征，承擔了大量國際組織與技術性工作，影響著全球治理與國際公共政策的制定。^【40】

相對于國內議題，近年來興起的大量全球議題如G20、一帶一路、氣候變化、綠色金融等，都需要智庫界與學術界齊心協力，推進多元化人才流動，博采眾長，分享信息，依靠建立更廣泛的國內外知識與思想網絡，提升中國發展經驗在國際社會的軟實力與話語權，尋求全球問題的中國方案，進而推動國家與全球的可持續性發展。

第三，智庫與學術學者應相互促進。近年來，國外一些學者感受到思想競爭的現實狀況，希望縮小智庫與學術之間越來越模糊的界限。^【41】一篇優秀的學術產品需要有更多像智庫那樣持續的“田野調查”、“對象訪談”，即使是一篇優秀純理論的學術文章，也需要有最全面的文獻綜述以及對最新現實更普適的解釋。

而一篇優秀的智庫報告若能有學術邏輯與理論規律的支撐，必定能夠讓決策者更信服。智庫報告所需要的選題敏感性，能為學術研究提供更多的研究選題。多數學者都記得，在寫博士論文時往往會有一段必不可少的章節，即“論文意義”，那些有現實意義、政策意義而不只是學術意義且論證充分的博士論文，往往能夠獲得更高的評價。所以，只有重拾“學以致用”、“家國情懷”的士大夫精神，才能使智庫和學術在方法論上相互借鑒。

好的學術研究往往有基于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創新研究方法。^【42】梁啟超說，“凡啟蒙時代之大學者，其造詣不必精深，但常規定之研究范圍，創新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銳之精神以貫注之。”^【43】高水平的學術研究不只是取決于學者的理論素養，很多時候也取決于學者對動態、現狀等政策問題的敏銳、細致和創新。

同樣，智庫學者完全可以充分保持自己的學術自由、學術獨立和學術尊嚴的前提下冷靜、客觀地分析政策，并尋求政策難題的解決之道。面對現實與政策的學術研究，往往能讓學術研究探索到新的理論動向，獲取理論升級的動力。^【44】有學術功底的智庫研究，會將智庫產品顯得更厚重。

誠如上文所言，最頂尖的學者往往上得了“學術殿堂”，也下得了“智庫廚房”。智庫與學術不是有你沒我的“零和關系”，而是相互促進的包容關系。正如習近平2016年5月17日在《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智庫與學術發展的要求時提出，“智庫建設要把重點放在提高研究質量、推動內容創新上”、“嚴肅對待學術研究的社會效果”，^【45】

在當下“學術已走進死胡同”與“智庫報告太淺薄”等雙重批評不絕于耳的輿論背景下，尋求智庫與學術雙方相互尊重與借鑒，共同進步是相當有必要的。從這個角度看，高校也可以建智庫；智庫里也需要有更多實質性的學理思考。對學術管理者與智庫負責人而言，也要為兩者的融合與借鑒進行機制性的改革。讓研究方向更貼近社會、現實和政策，讓研究成果更易普惠大眾，在未來發展上杜絕學術精英化和智庫空洞化的不良趨勢，才能讓兩者的方法論更好地結合起來，進而為社會與國家做出更大貢獻。^【46】

(本文學術版刊于《智庫理論與實踐》2017年第2期，網絡版授權觀察者網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