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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承認這些，卻仍然與我所要論辯的學理問題無關。我的問題是，什么是恰當的衡量政黨政治與司法關系的參照系？難道我應當以美國為標準嗎？或是英國，或是德國或法國為標準？或者是依據世界各國的司法政治實踐構建一個標準？

但為什么它們就是標準？并可以作為中國的標準？這樣一個比較法的理想型或統計標準為什么可以具有規范的意義？其正當性來自何方？

如果如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蒂普。奧尼爾所言“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32]那么為什么在司法政治上就可以且應當采取一個普適的標準？除非是我采取一個我一直拒絕但阿帕漢教授認定我堅持的單線進化論——只有從這一模式中才有可能導致接受這樣一個標準。

或者應當摒棄直接的經驗材料，直接構建一個關于司法與政黨關系的理想型作為參照系？這當然是可以的，其實也不難。或者我應當從權力分立這個概念或諸如此類的命題中演繹出一個關于司法與政黨的關系？這當然也可以，我也能演繹得盡善盡美。只是這還是不能證明這種理想型的或演繹出來的政黨政治/司法關系是正當的（且不說權力分立概念本身的西方淵源和西方文化色彩）。

除非我們是奧斯汀、凱爾森或德沃金，是一位本質主義者，相信在我們所有現有的有關政黨/司法關系的經驗材料之上有一個真正正確的有關政黨司法關系的永恒實體。但是，阿帕漢是一位法律社會學家。事實上，即使是堅信任何疑難法律案件都有唯一正確答案^[33]的德沃金也并非分析法學的堅定信奉者，而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他是一位實用主義者。^[34]

也許可以把標準放寬一點，考慮依據司法制度所在國的情況，構建一個“比較合理的”黨與司法制度的關系？但從方法論上看，這樣一個構建，如果能夠成立，就一定要背離阿帕漢教授批評此書時隱含的美國標準，或比較法的理想型，或本質主義的標準，就一定要回到我在此書中堅持的語境主義、后果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標準；即要在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實（其中也必定要包括一些國際因素）的語境中，就這一政黨政府司法關系的實際和可能的系統后果，來評判中國目前黨政司法關系的優劣利弊。

即使如此，在是否合理得問題上也還是難以避免無數的爭論。例如，我認為，在《送法下鄉》中，我已經構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黨政司法關系的分析框架和參照系，并有針對性地討論了一系列問題；但是阿帕漢教授還是認為在書中“看不見政治和政治力量”。于是，我們僅僅就這個框架和參照系是否合理就可以展開長時期的爭論，發表諸多的論文。

不僅不是所有的爭論都是有用的；而且即使我們可以就這個合理的參照系的達成一致，這個參照系就有用嗎？無論從概念中演繹出來的，還是從各國經驗材料中抽象出來的，或是直接以美國或某一國家的實踐作為標準，這樣的一個參照系的全部功用最多也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衡量和批評當代中國黨政司法關系的標準，讓我們自以為正義或真理在手。

但是，它既無助于理解中國的現實，也無助于改變中國的現實，如果結果不是更糟的話。甚至，這樣的參照系是注定要碰壁的，因為，中國社會目前這個政黨政治與司法的關系格局和形態從一開始就不是從概念中演繹出來的，不是從某種意識形態中演繹出來的，也不是比照某個外國標準塑造的，它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社會發展的產物——一種諸多社會變量促成的實在。

四、作為制度和制度替代的政黨

因此，作為對阿帕漢學術批評的回應，我不愿在此止步。止步于此，會讓人覺得這只是一種方法論的辯解，即使成立，也只是避過了阿帕漢的箭。甚至恰恰由于這種方法論的辯解，會令諸多讀者無形中強化阿帕漢教授批評中隱含的那個中國黨政司法關系很成問題的具體判斷，以及他的黨政司法的一般應然關系的普遍判斷。

更重要的是，這會留下一些非常急需、本來可以也很值得探討的領域未加探討，而且對現代中國的歷史、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司法制度也很不公平。因此，在本節，作為一個思想的實驗，我想論辯，中國目前的黨政司法關系有其發生的合理性、正當性，是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必然，并就此展開論證。

如果這一論證合乎情理，那么就進一步表明阿帕漢教授對我的批評本身有問題，不僅是方法論的，而且有價值判斷上的；此外，這一論證本身也是對中國目前黨政司法關系的一個內在的社會科學視角的解讀，因此為辨識、理解、評價、測度乃至回答中國目前黨政司法關系的諸多問題提供一種新的可能的參照系。而如果做到了這一點，無論成功與否，都必定是推動了中國司法制度的學術研究。

這樣做是有風險的。不僅是對于我本人，更可能是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變革和司法改革。我幾乎肯定會被國內外高舉意識形態大旗的“學術混混”和社會人士標簽為保守派、反動派或共黨喉舌；對此我個人倒不是很擔心。重要的是，我的這一論證，如果非常強有力，是否確有可能遲滯某些社會急需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改革？并且我的努力越是在邏輯上成功和有說服力（不等于正確），這種風險就會越大。

我有學術的追求，更有社會責任感，做事講求后果；至少有時，我的學術研究也會遷就自己的社會責任感。但至少從目前判斷，我不認為這一努力會導致不良后果。一個社會對改革的需求不會因為一個僅僅是邏輯上強有力的論證而被阻斷；如果能夠被阻斷，那也一定是這個社會的改革需求本身還不強烈或這個需求有問題，甚或是虛假的。盡管如此，我還是將自己的這些考慮和擔憂都寫出來，告訴讀者，希望讀者自己去思考和評價本節的分析論證，做出他們自己的判斷。在我看來，提出一個新的考察中國問題的思路要比教條主義地堅持某種觀點，對于中國長遠的社會和學術發展更為重要。

中國近代以來的黨政司法關系是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行程中逐步鍛造的。對于自1840年以來的近現代中國來說，主要是要完成一個歷史轉變，經濟上從小農經濟轉向工商經濟、政治上從傳統的文化統一共同體轉向政治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文化上從農業社會的人文主導的文化轉向一個城市社會的科學主導的文化。^[35]這是一個空前的歷史轉變，考慮到地域、時間和人口等基本變量。

若是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核心力量的領導和引導，任憑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農業社會在列強虎視眈眈的國際社會中漫無邊際地“自生自發的秩序演進”，很難想象這一轉變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取得成功。民國初年的亂象就是一個明證。只是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作為全國性的革命黨出現，并進行了兩次合作，中國社會才開始了初步的統一；并在二戰的國際形勢下，完成了中國近代抵抗外來侵略的第一次勝利。

必須指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是有很大差異的，后面我會指出它們各自客觀上依靠的基本群眾也有很大差別。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與西方國家的主要政黨有很大不同。

它們都自覺意識到并自我承擔了這個民族的一個后來證明是相當長時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歷史使命，即要在中國帝制崩潰的歷史條件下，在中國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集合起各種政治力量，加以利益整合，完成一個對于在列強爭霸的世界中這個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繁榮的最基本的前提，即國家的統一、獨立、自由，這就是所謂的“建國”（constitutionof the nation-state ），以及在此之后通過國家的力量來推動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快速發展。

而在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的主要政黨基本只是在已經基本確立的政制（constitution）中，基于個人信仰的聯合對政治利益的追求，一般說來，它們沒有如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所面臨的這樣的歷史問題，不承擔類似的歷史使命，因此沒有如此長遠的政治目標。由于這一歷史使命，因此，中國共產黨（以及國民黨）首先都是革命黨，而不是執政黨；即使執政之后，也還一直承擔著某種革命黨的角色，即要帶領社會完成社會改革，土地改革和工業革命。^[36]

這就進一步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以及國民黨）還必須具有精英性質，即首先它要有能力提出社會改革發展的目標和基本措施，在這一努力中逐步建設現代的民族國家，完成一種新的社會政治權力的構成，這就是憲法（Constitution）的本意。但也因此，它又不能僅僅是一個精英的黨，它還必須能夠整合各種社會政治力量，表達其他利益訴求，有能力將長遠目標和具體的政策措施結合起來、落實下去，因此具有群眾性政黨的性質。^[37]

由于這兩點，因此，無論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是一個有嚴格黨紀和組織制度的政黨，它們通過高度組織化來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的政黨，都強調“民主集中制”或“有組織的民主，有紀律的自由”，黨員違反黨的紀律，會受到黨內的處分，甚至會被開除出黨。^[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