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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時期內，這種區分則幾乎完全不可能了。不可能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微薄，而是太強了。

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為一個政治、經濟、文化高度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只是臺灣當時為國民黨政府控制；大陸地區已經不存在強有力的地方實力派，盡管還有某些地方勢力。

第二，盡管存在著其他民主黨派，但所有其他合法政黨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即使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民主黨派的政治活動空間擴大了，但依據現行中國憲法，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16]

中國共產黨通過包括各種正式——例如政治協商會議——和非正式的——同黨外人士的不定期會議——制度聽取并選擇性地接納其他黨派的一些政策建言。甚至許多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本人就是共產黨人；目前至少——就我所知——民盟、九三學社、致公黨和臺盟的領導人同時也是共產黨人。

第三，所有的社會精英，無論在政府內還是在大學、商界、主要的社團組織，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其中甚至包括了許多激烈的、被西方社會認為是持不同政見人士。其他一些精英可能不是共產黨員，也大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并且其中多數人可以說是堅定的共產黨人。^[17]

在這個意義上，盡管中國共產黨一直宣稱自身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或“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18]但即使在“三個代表”提出之前很久，它也一直強調自己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其追求代表的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9]因此在另一個意義上是一個“國民”黨。它的政治綱領，盡管有過各種“左”或“右”的錯誤，其中也包括“文革”這樣的嚴重錯誤，但一般說來，大致獲得了當時社會諸多或主要政治力量的支持。

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以及它的嚴密組織結構，它在社會各個層面和方面的影響可以說無所不在。在當代中國，它決定著中國社會、政府的方向。你看不出有什么獨立在國家政治之外的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也不存在不受共產黨影響的獨立的政府政策，甚至不存在其他真正有影響力的、西方學者常常虛構出來的軍方政策。

在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共產黨不僅是領導當代中國各方面事業的核心力量，而且是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和各種政治力量的一個組織、動員、整合和表達機制。在當代中國，幾乎所有的政治力量或者是被整合了，或者——在“文革”時期的“地、富、反、壞、右”——就是得不到政治表達的。但是，隨著近20多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隨著“三個代表”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中國共產黨越來越追求成為一個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執政黨，日益強調其執政能力。^[21]

因此，在中國黨、政官員的身份區別其實并不那么重要。例如，在中國各行政層級，所有的行政首長都不但是中共黨員，而且往往是本行政層級黨委的第二領導。各行政層級的行政副職中一般都只有一位非中共黨員的副職。黨的干部與行政干部都可以互相轉任。許多省長往往會擔任省委書記，許多省委書記也往往擔任過省長或其他行政職務。這種格局是從中央到基層普遍分享的。無論在歷史上還是今天，都很少有專管或只管過黨務的干部能夠進入各層級政治決策的核心和高層。

在廣義的政府各個分支，在狹義政府的諸多職能部門，情況也大致如此。例如各級人大的主任、政協主席，各級政府職能部門的首長往往也是本單位的中共黨組書記。無論是在歷史上和今天，都只有少數職能部門的黨組書記是由行政副職擔任的。^[22]

行使司法權的部門也幾乎沒有例外。1949年后的歷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除了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長是民主黨派人士沈鈞儒外，其他人均曾在中國共產黨內以及政府機關擔任過各種高級職務，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任職后，他們一般也同時擔任本單位的黨組書記。這種狀況持續至今。當然，如今，各級法院、檢察院內一般都有一位民主黨派人士（有些也仍然可能同時是中共黨員）擔任副職，但這些人士往往是由同級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選任的，至少是中國共產黨可以信任的；在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上，他/她們往往會參加本級法院或檢察院的中共黨組擴大會議。

在這種體制下，當我們考察司法制度及其運作之際，不僅難以區分什么是社會的干預、行政的干預或黨的干預，最重要的是沒有必要做這種區分。若硬要做這種區分，那實際上就是按照西方政制模式在對中國司法制度進行“削足適履”，是一種“刻舟求劍”的做法。這樣的“研究”，不僅沒有意義，相反可能會混淆或模糊中國司法中真正存在的問題，并可能導致錯誤的解決方案。請記住奧卡姆的剃刀。在我看來，在研究中國基層司法制度之際，更重要的是具體地發現、考察和研究無論是來自何方的對司法的影響及其實際利弊，以及法院、檢察院為了更好履行其司法職能應如何予以制度的調整和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當代中國共產黨是自上而下地制度化存在著，并且由于中國現代的社會革命，因此確有不少黨的建制乃至黨的領導人直接間接地影響或干預有時甚至是操縱了司法。對于這種干預，首先不能，也不應簡單將之都視為不正當的影響和干預。

無疑，中國現代社會變革中中國共產黨曾經對司法有各種錯誤的影響和干預，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錯誤曾導致了一些災難性后果；但即使是在激烈的“文革”時期，也有不少黨的組織或黨的領導人通過各種渠道在他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防止了、減弱了各種社會革命和運動中的激烈和偏頗，包括在司法上的。

盡管如今國內外有許多人更多把當代中國社會的問題都歸結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但若是放開來看，很難設想，若是沒有近代的中國革命，中國目前的社會和司法狀況就一定會比現狀更好一些？！我不打算就此展開討論，因為這不僅涉及到如何看到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革的必要性和正當性的問題，只能“道不同不相為謀”，而且從方法論上看，這還涉及到一個反事實假設的問題。這只能留待后人評說。

但是，只要認為近代中國革命從總體上看不可避免，并且對中國從總體說來是一個改善（我就是這么認為的，并且將在后面對此有所辯論）那么，就只能從總體上接受中國共產黨對現代中國司法的塑造。有許多時候，我們無法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

但我并不打算用這種總體判斷來遮蔽對一些更為具體的黨對司法之影響和干預的分析討論。在今天，盡管中國共產黨已經接受了“依法治國”的基本國策，司法獨立也寫進了憲法，仍然存在著黨組織或個人對司法的各種影響和干預。

但是第一，盡管有些干預者是黨員領導干部，甚至可能打著地方黨組織的旗號，但并不意味著此人的干預就代表了黨的或其所在黨組織的干預。相反，這些干預常常是違背黨的方針政策，違反黨的紀律的。一位擔任縣委書記的人若出面干預某個案件的處理，有可能是完全出于他/她本人的私利，因此是違法的；或是為了地方利益，因此是不恰當的。對于這類干預，法院或檢察院從法律上和黨紀上都有理由，而且可以拒絕這種干預。事實上，在一些案件中，也確實有法院或檢察院抵制過這樣的干預，盡管未必總是成功。^[23]

第二，有許多案件看起來似乎黨以某種方式干預了，例如，對某些社會熱點問題處理做了批示；但其實完全有可能即使沒有黨的這一批示，相關司法部門也會依據法律獲得大致相同的結果。這時，某些看似黨的干預，往往只是黨的一種必要政治策略，只是為了回應民眾的呼聲，以增強自己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抽象地看，這種干預其實是在履行政黨在當代中國社會的特殊政治整合和表達功能。

無法區分黨的干預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許多來自行政部門的干預其實仍然可能直接或間接來自黨的決定或黨的政策規定。為了吸引外商投資，一些地方黨委和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門既有可能直接指示法院在處理某案件上照顧某個外商，也有可能通過各地地方人大或主管部門制定一般性的地方法規或政策規定來要求法院圍繞中共中央或各級黨委的中心工作來予以落實。

這些干預，無論形式如何，其實都滲透了中國共產黨中央或地方黨委的政治判斷和決策。并不能因為這些“干預”是來自政府甚至“人大”，就不再是來自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