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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切公民束縛。——莎士比亞，《第十二夜》，1.4.21

民主制似乎在野蠻失序和躁動不安中復活了。——亞當·弗格森， 《民間社會史論》，第一部分第十節

進入正文前，我想先討論自己對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以便讀者多多少少明白到底是什么在指引我討論的方向。

在我看來，“政治的”（the political）表達的是下述理念：當通過公共協商，集體權力可以用來推動或保護群體福祉時，一個復雜多樣的自由社會就可以享有共同性的時刻。政治（Politics）則是指有組織但卻不平衡的社會力量之間，圍繞集體公共權威掌控的資源而展開的正當公共競爭。政治是連續性的，無休無止。相比之下，“政治的”是間歇性的，難得一見。

民主制是“政治的”許多版本之一，其特別之處在于其理念在政治的其它版本中只是空談而已。出于下文將要討論的理由，我不想把民主制稱為一種政府“形式”，或是一種以“試驗主義”著稱的“政治”[1]。我認為，民主制是一項關乎普通公民政治潛質的工程，也就是說，關乎他們經由公共關懷的自我發現及其實現方式成為政治存在的可能性。

一

邊界在概念上復雜豐富。各種邊界都宣示著某種同類，并且隨時準備抵御異類。它們可能意味著排外主義：“非請勿入！”，也可能意味著遏制：“不許外出！”柏林墻的衛兵既關注不讓本國公民出去，又關注不讓外國人進入。在大多數現代政治對話中，邊界通常被視同邊境，邊境被視同民族國家，國家被視同政治的擔綱者。

霍布斯《利維坦》封面

這一組概念可以用霍布斯那給人深刻印象的主權權威隱喻來展示：主權者“擺出格斗士的態勢”守衛著他們“王國的邊境”。在霍布斯的構想中，碉堡、要塞和槍炮所保護的邊境，把反政治的自然狀態與政治社會區分開來，與“臣民的產業”區分開來，也就是說，與主權權力所保障的私人狀況區分開來；霍布斯天真地希望這種私人狀況能凈化政治激情，防止政治激情挑戰主權對政治的壟斷。[2]霍布斯的方案里沒有公眾也沒有正當化的政治；兩者的空間都被擠壓殆盡，擠壓它們的一方是以主權形式出現的絕對政治，另一方是受主權所保護的、絕對的、競爭性的自私個體的私人領域。。

作為遏制與排外的象征，邊界孕育出限定空間的印象，相似的東西居住于其內：當地人之間的相似性、本族人的相似性、國族的相似性、或者享受相同權力的公民之間的相似性。相似是值得珍視的，因為它看上去是統一的基本成分。而統一又被視為集體權力的必要條件。然而，在十九世紀，與邊界相關的是由歷史和文化所界定的集體認同，亦即民族。民族主義過去是、今天仍然是各種邊界活躍的擴散勢力。民族主義把政治的融入到對同質化認同的追求當中，后者有時候經由種族清洗或強加正統宗教而提速。

雖然二十世紀行將結束，對邊界的重視卻并未減弱。相反它一直在加強。后現代文化政治和民族主義一樣強調邊界，邊界既確認差異（比如性別或種族政治）又宣示一致。政治也變得關乎凈化，或者更準確地說，關乎不潔與純潔標志之間的逆轉，賤民、受害群體被看作純潔甚至清白，而支配群體反而被看作不潔。[3]政治以揭開壓迫的各種偽裝為中心，不管所宣稱的行為發生在昨天，還是遙遠的過去，不管是在古典哲學文本中，還是在兒童寓言、教科書、現代小說中，亦或在參議院的任命聽證會上。

對各種邊界的追求，一直與一個同質神話緊密相關，后者尋求建立一個在其中不再存在壓迫的文化圈。生活在同類中，人類這時就可以最終享有一種真正共同的東西了。這里的夢想是一個政治的夢想，其中相似性被視為共性，純潔/清白被視為對抗權力政治的預防針。[4]

二

邊界是情境的輪廓；或者更準確地說，邊界象征著情境化的愿望。情境化在政治上象征著政治的雙重內化。一方面，內部政治都有其獨特的慣例和形式，不同于其它同樣圈在邊界內的社會的慣例和形式，也不同于國際政治或跨情境間政治。另一方面，政治內化（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也符合詞典對內化的定義：即“馴化、馴服”。“祖國”（domus）是“馴化”（domitus）之地。

邊界約束什么？各種邊界所限定的空間是如何填充或建構的？這種“充實”或建構在多大程度上與民主或者--更重要的--民主前景相關？邊界是一個關于遏制的隱喻。我將嘗試證明邊界隱喻所遮蔽的現實正是民主的遏制，而最關鍵的邊界正是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