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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牧結合的生態意義

藏族農民以秸稈利用為基礎的農牧結合生計模式不僅是基于青藏高原自然環境的一種合理適應，它對生態環境保護也有重要意義。利用秸稈作為牛羊的冬春飼草能夠有效地促進牧草的生長，維護草原的生態平衡。

此外，這種生計模式也有效地將秸稈變廢為寶，既解決了牛羊飼草的問題，又防止了秸稈焚燒對環境的破壞，西藏的藍天白云并不僅僅是先天賦予的，它與藏族的生計模式也密切相關。此外，秸稈通過牲畜的加工，又能為農戶提供燃料和肥料。

直接燒草（秸稈）不行，燒得太快，一下就沒了，而且燒起來太熱，煙也大。牛糞燒得慢，后勁足，煙也小。（ZQ，2012年8月16日）

在訪談中，當我和受訪農戶講起內地政府又是補貼又是罰款，農民還是要焚燒秸稈時，受訪者覺得不可思議：

啊？草怎么能燒呢？國家給錢都還燒？他們怎么想的？草在我們這里是寶貝，沒有草，牛羊就沒得吃，牛羊沒得吃，就打不上油（酥油），吃不上肉。（ZQ，2012年8月16日）

青稞、青稞秸稈和牛羊就這樣在青藏高原特有的自然環境條件下，構成了藏族農民生計的整體性。敘述到這里，也就能理解藏族農民觀念中為什么將秸稈視為收獲的目標，也就能理解他們抵制矮稈品種的行為了。

拉薩市林周縣邊林鄉當杰村的村民在收集秸稈（圖/新華網）

因為矮稈品種雖然糧食產量更高，但是秸稈產量太少。能多產糧食、多收入現金自然更好。但是，如果秸稈減少，就意味著無法飼養或只能飼養更少的牛羊。這樣一來，許多生活必需品就沒有了，生計就難以維系了。

當然，市場理論認為，通過分工能提高效率，通過交換，每個人又都能從市場上滿足自身需要。按此假設，西藏農民完全可以種植矮稈作物出售多余的糧食以獲取現金購買飼草喂養牛羊，或者直接購買酥油、羊毛、牛糞等等。

但市場理論的問題在于，真實世界中一般不存在“萬能的市場”，因而農民也就無法按照經濟理性來進行行為選擇。

農業的實質是從自然獲取資源，因此必然受制于自然環境的先天稟賦。例如，青藏高原的自然環境限制了整個地區都不可能有多余的牧草或秸稈，最近也只能從陜西、四川或云南獲得，那么，即使不考慮交通運力的限制，一斤秸稈運到西藏得花多少錢？運費將遠遠超過其本身價值，是農民無法承受的，其他也是如此，唯有羊毛可能稍好一些。

顯然，即使不考慮這些物資國內市場本來就沒有多余供應（秸稈、牛羊糞等根本就沒有供應），其成本也不是農民多賣糧食獲得的現金所能抵消的。關于印度、非洲、馬來西亞的綠色革命的研究都揭示“糧食產量更高了，農民卻更貧困了”的事實。

因而，藏族農民選擇看似低產、低效、高投入的高稈青稞，并非是文化觀念落后造成的無法理解先進的科學和技術，而是基于自身所處自然環境的最優選擇。這種抵制保護了他們的生計不被現代化所破壞進而陷入貧困。

此外，格爾木能成功推廣矮稈品種是因為格爾木是上世紀60年代才出現的新興移民城市（農民和市民都是移民），不存在傳統生計，農業一開始就采用了機械化大農場的經營模式，農業是以市場為導向，并且交通便利，可以從內地獲取其他生活所需物資，而西藏以及青藏高原其他地區都不具備這一條件。

青稞春耕（資料圖/人民網）

五、被接受的新技術與藏族生計變遷

（一）藏族傳統生計模式嚴重的內在危機

“農牧結合”的生計模式充分體現了藏族農民的生存性智慧，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是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方式。相反，很大程度上，它其實是迫于環境壓力和自身技術條件限制的無奈之舉，其本身存在嚴重的內在危機，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西藏的牧業（包括農區養殖業和牧區的畜牧業）仍長期處于“夏肥、秋壯、冬瘦、春死”的惡性循環中，牧業產品長期不能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以對藏族生計最為重要的酥油為例：

以前（80年代前）酥油很少，有一點只能給老人和客人吃，還有就是過年的時候能吃一點，那時候也不打酥油茶，就是茶水里放上一小塊酥油，讓上面能有點油花。（拉薩市林周縣農民GD，2012年8月27日）

由本文第一段的數據可知，和平解放時的糧食產量顯然不能保證西藏人民的溫飽。并且，由于人口增加，直到80年代，西藏仍然不能糧食自給。

1978年以來，平均每年調運糧食1.2億斤，僅運費就達3140萬元，每年虧損兩千多萬元。如果加上價差和經營費用補貼，即達7000萬元……這種狀況使我們對內地的依賴性日益增加，隨之也就越來越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