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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強舸】

一、提出問題

“原始落后”、“刀耕火種”、“生產力水平低下”是形容西藏傳統農業的常用詞匯，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真實寫照。1951年，西藏糧食平均畝產按習慣畝計僅七十余公斤，按標準畝計更是不到五十公斤，年人均糧食占有量僅135公斤，尚不能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

因而，國家啟動了農業現代化，希望通過品種改良、技術革新、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改變西藏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增加糧食產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然而，在其具體進程中，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卻是，非常需要糧食的藏族農民卻常常會抵制能生產更多糧食的農業新技術。這是為什么？

對此，“文化貧困論”是一個流行的解釋，它的提出者劉易斯（Oscar Lewis）認為：“貧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傾向于永恒……他們在心理上，不準備接受那些可能改變他們生活的種種變遷的條件或改善的機會。”

國內許多關于貧困地區，特別是關于民族地區貧困問題的研究，順此思路認為：落后地區之所以難以發展，是因為當地的傳統文化不適應現代化，農民落后、愚昧的觀念導致了他們無法理解并接受新事物，當地人學會了接受貧困，而不是努力革新。

如果這一解釋是成立的，即本地傳統文化觀念與現代化是對立的，因而一切新的、會對生活帶來改變的現代技術都應當遭到本地農民的抵制。然而，我在西藏的觀察中卻發現一個它無法解釋的現象：同一類別的新技術，有的被農民堅決抵制了，但另一些卻被迅速接受了。

我們不禁要追問，為什么農民會有選擇性地接受現代技術？本地傳統文化觀念真的是和現代化對立的嗎？進一步而言，“文化貧困論”的范式回答不了這些問題：文化從何而來？文化背后是什么？而只有理解了這些問題，真正理解了文化，我們才能真正了解制約農民在面臨現代化時進行行為選擇的機制。

何為文化？費孝通指出，文化是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長期的歷史當中逐漸形成并高度認同的民族經驗。文化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在于對本地環境的認識和對人們生活的指導意義。

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提出文化內核的概念，他認為文化內核就是指文化與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經過磨合而形成的文化生態耦合體，其內容主要表現為當地居民的生計。反映在農業經營上的文化觀念實際是當地生計模式的外顯，而這種生計傳統則又受制于本地的自然環境，來源于人與自然數千年的互動實踐過程之中。同時，它也能夠反作用于生計和環境，并利用由它形成的文化觀念和宗教信仰維系自然環境的生態平衡。

由此而言，農業發展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某些技術被抵制，表面上是因為文化觀念的抵制，實則是因為它與本地生計傳統以及自然環境的沖突。

毋庸置疑，農業技術進步一般都能帶來作物產量和經濟數據的增長，然而對本地人來說，新技術對傳統生計模式的改造很可能使本地人長期賴以生存的資源消失（因為這些資源對增加產量和數據是不起作用的）甚至生態失衡。技術進步給本地人帶來的很可能不是生活改善，而是生計破產。

麻國慶在對內蒙古的研究中指出，蒙古族的游牧傳統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民間環境知識是數千年來維系內蒙古草原生態的關鍵因素，而當前內蒙古嚴重的沙漠化等問題則是由于游牧向定居的經營方式變革過程中民間環境知識的廢棄造成的。陳祥軍對新疆哈薩克族地區的研究，馬曉琴、楊德亮對青海藏族牧區的研究也揭示了類似的事實。

因此，我們必須客觀地、從本地實際出發去看待新技術和發展，理解本地傳統的合理性，而不能盲目崇拜“技術至上”和“發展霸權”。

但是，我們也不能由此走向另一個極端，將發展與傳統簡單地對立起來，賦予傳統合法性地位的同時，將發展定義為破壞，認為現代技術與傳統文化必然不相容，新技術帶來的改變必然對當地的生計和生態造成損害。實際上，如果盲目的將發展與傳統對立，就會產生另外一種“文化決定論”，即與“發展霸權”相對的極端環保主義。在前后兩種模式中，人本身都喪失了其主體地位，成為了“發展”或者“傳統”的工具。

而與它們不同，邁克爾·塞尼（Micheal Cernea）的態度值得借鑒，他通過自己在世行發展部門三十余年的工作經驗指出，人才是最重要的，要從人的角度來看待發展和傳統，無論促進發展還是維護傳統，它們的目的都必須是讓人更幸福地生活。

而由于研究對象的限制，大多數現有研究（它們的研究對象一般是過度現代化的案例）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發展對傳統的積極意義。因而本文從研究對象的類別上對現有研究也是很好的補充。

就本研究而言，藏族的生計傳統有其內在合理性，但并非是田園牧歌般的美好和富足。在世界人口大爆炸的同時，西藏持續數百年的人口減少確鑿無疑地展示了其嚴重的內在危機。而傳統的生計模式則對此束手無策，反而是某些恰當的新技術能在不破壞生計傳統的前提下，為解決其嚴重的內在危機帶來可能。

這也就是“什么因素制約著農民對新技術的選擇”的根本原因。即：藏族農民獨特的農業文化觀念來源于以青藏高原特有自然環境為基礎的藏族生計傳統，這種文化以是否符合本地生計傳統為標準，抵制或接受不同的農業新技術。而當被選擇過的新技術嵌入進原有的生計模式之后，它又將使生計模式和相應的文化觀念發生新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