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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國儲蓄

如果美國無法提高自身儲蓄水平，那么只剩下利用外國儲蓄為投資供給資金的選擇。事實上，這種更依賴外資的轉向始于里根，這導致美國國際地位發生歷史性的變化。特朗普的政策與奧巴馬/希拉里有很大的不同。

奧巴馬/希拉里認為，為建立廣泛的反華聯盟，有必要對其盟友作出讓步，比如奧巴馬在任期間嘗試推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以及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保持親密的政治友誼等。

特朗普則相反，他認為，其他國家必須直接服務于美國利益，以便美國增強實力對抗中國。美國依賴外國借款為投資資金融資，必然意味著美國經濟政策將與其外交政策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1980年前的歷史趨勢分析顯示，那時美國通常是海外資本的凈貸方，即其他國家的資本凈供應國（見圖9）。這意味著，美國當時具有穩定世界經濟的作用——如果其他國家要緩和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形勢，美國一般會貸款/撥款給他們。這是20世紀50-70年代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大特色。彼時美國可以駕輕就熟地運用胡蘿卜（大規模經濟援助）加大棒（軍事威脅）這套組合拳。

但20世紀80年代后，美國成為國際資本市場的凈借方——利用其他國家資本來維持其投資水平。國際金融危機前的2006年，外債占美國GDP比重達到峰值，高達近6%。這意味著，美國正利用其他國家資本，而非自身儲蓄，助力自身發展。

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國應對世界其他地方的策略總體上不再使用“胡蘿卜”（大規模援助），而是只運用“大棒”（軍事力量）。美國的經濟政策成為國際上的不穩定因素——這自然包括美國支持某些享受美國特殊待遇的國家（如以色列、埃及、烏克蘭等）。

開創外國資本為美國投資提供資金的先河的里根，并沒有阻止美國經濟放緩（詳見圖1）。但他在確保其他國家資本為美國融資服務方面卓有成效。特別是日本，其是里根執政時期美國融資資金的主要國際來源（詳見下文分析）。美國從日本提取龐大的融資資金，是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經濟陷入長達20年的停滯的主要原因之一。

圖9

美國凈固定投資融資多半源于外國

為讓大家更詳細地了解美國為何轉向主要依賴外國資本融資，請見圖10，這張圖反映1965-2015年凈固定投資融資來源，占美國GDP比重對比變化。

數據顯示，從里根時期起，美國越來越依賴于外國資本/儲蓄維持凈投資。事實上，令人驚訝的是，從 2002-2012年，美國的凈投資融資多半是源于國外，而非美國自身儲蓄。2012年后，美國凈儲蓄恢復到一個積極的水平，但是：

? 根據最新數據，與歷史標準相比，2015年美國凈儲蓄水平仍處于低位，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為3.3%。2016年前三季度的數據顯示，這一比重跌至平均水平（2.8%）。

? 美國凈儲蓄改善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奧巴馬削減了軍事支出——美國軍事支出占GDP比重從2007年的4.7%降至2016年的3.9%。

總的來說，美國凈儲蓄仍然很低，同時特朗普提出的經濟政策可能會降低美國儲蓄。因此，特朗普提升美國GDP增速能否成功，取決于他能否提高固定投資，而這需要更多地利用外國儲蓄。這反過來會影響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選擇。

圖10

哪些國家可以資助美國投資？

鑒于美國經濟的真實狀況，那么問題來了，哪些國家可能會為特朗普提升美國增速提供融資？鑒于美國外債規模巨大，有能力滿足美國融資需求的國家非常少。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其2016年10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估計，2016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將達到4690億美元——從統計學上看，任何國家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出現逆差則等于外資流入逆轉的信號。

為反映有哪些潛在的國家可以如此大規模地借貸給美國融資資金，圖11為大家呈現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以及5個最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國家/地區——他們依次為德國、中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中東石油出口國也作為一個整體出現，是因為他們為美國融資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于美國外債規模巨大，順差太小的其他國家不能為美國融資發揮決定性作用，因此本分析將聚焦這些主要的順差國。一旦看完這些分析，就會明白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內在邏輯。

圖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