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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在全球通脹高位運行、美聯儲帶頭加息的情況下，今年以來全球多國央行多次加息，可以說掀起了一波“加息潮”，這樣的緊縮政策會對全球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

劉元春：第一，大家一定要認識到，在疫情防控期間，全球采取了天量的量寬，特別是歐美國家的超級財政刺激政策。這些非常規的政策，在后疫情時代必須要常規化，尤其是零利率政策、實際利率為負的狀況必須要得到糾正和改變。原來這種超常規的救助政策和刺激政策的常態化是后疫情時期的一個必然產物，所以這一輪的調整是必然的。

第二才是由于通脹的高企，使歐洲中央銀行、美聯儲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中央銀行改變了過去所認為的目前這種通脹是“暫時性”的觀點，開始認真對待。這又加速了全球貨幣政策的逆轉，使逆轉的幅度超過了原來大家的預期。

這一方面是一種超預期的調整，另一方面這輪通脹又與成本上揚、能源危機、全球結構性因素發生變異等密切相連。所以，這一輪加息肯定會讓全球經濟雪上加霜，使后疫情時代的低增長變得更低。

觀察者網：最近幾個月來，歐元兌美元匯率持續下跌，創20年新低，目前歐元與美元匯率幾乎是1:1。歐洲央行7月21日決定，將歐元區三大關鍵利率上調50個基點，這是歐洲央行自2011年以來首次加息。歐洲央行的加息能否扭轉歐元貶值的趨勢，長期來看歐洲經濟面臨哪些挑戰？

劉元春：歐洲央行加息50個基點是市場預期的一種行為，歐洲央行的目標實際上是“雙支柱”，第一個是通脹，第二個是匯率，要尋找到這之間的一種平衡。

歐元過度貶值會給歐元區帶來一系列問題，因此為了避免歐元過度貶值，歐洲央行必須要加息，進行對沖。更重要的是通脹，歐元區6月年化通脹率高達8.6%，像德國等一些對通脹高度厭惡的國家，通脹率也達到了很高水平。

歐洲通脹和美國通脹有很大差異，俄烏危機直接對歐洲的能源供應、糧食供應，以及一些基礎原材料的供應產生了巨大沖擊。未來歐洲的通脹會因為這些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危機出現進一步上揚，所以歐洲央行加息目前來看是必然的，并且還會持續加息。

但是在加息的過程中，由于各個國家的財政狀況、貿易狀況，以及金融狀況不太一致，所以對不同的國家會產生不同的沖擊。

這一沖擊會對南歐一些高債務、高杠桿的國家帶來急劇壓力，比如說意大利，該國國債收益率超過4%可能會導致其國債償付，以及新發行的一些金融債券面臨一些新壓力。所以大家很擔憂，南歐國家會像2011年到2012年那樣出現歐債危機，同時一些高債務的私人公司也會出現債務危機。這樣的話，就可能導致整個南歐區域的經濟出現崩塌式下滑。

為了避免主權債務危機再次上演，歐洲央行采取了一些相應舉措，最重要是出臺了一個名為“傳導保護機制”（TPI）的新工具。

實際上，這是在給市場發出信號，希望市場不要做空一些主權國家的債務，一旦進行做空，歐洲央行就會啟動這個“傳導保護機制”工具來進行收購，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工具也可以進行收購，以此來進行相應的博弈，大家都知道歐洲央行的能力很強。

盡管如此，也只能說，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發生的概率有所下降，但私人企業的債務問題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壓力。

所以，目前來看，第一，在俄烏沖突和能源危機的沖擊下，歐元區經濟疲軟是必然現象，且下滑的幅度可能超過我們的預期；第二，通脹持續的階段可能會相對比較長；第三，這些決定了歐洲的政策調整必須要持續，同時也意味著歐洲的政策面臨著更多困難。

歐元區國家通脹率達到創紀錄的8.6% 圖源：紐約時報

觀察者網：現在全球都處于歷史性的高通脹時刻，您認為誘發本輪全球通脹的原因是什么？化解消弭這輪通脹又需要哪些因素？

劉元春：全球通脹的原因分為短期因素和中長期因素。

從短期因素來看，第一個誘因就是俄烏沖突所帶來的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第二，由于新冠疫情的沖擊，導致全球供應鏈出現瓶頸，并且這個瓶頸效應比大家想象的持續時間更長、涉及范圍更廣，進而導致大量的供給端不足，供給成本上揚；第三，在疫情救助過程中，各國發行了大量的貨幣，同時進行了大量的財政刺激，整個刺激政策的“后遺癥”就體現在貨幣價格的釋放。

事實上，我們從本質的原因來看，在全球通脹過程中，近十年來，全球的生產效率和技術進步是在下降的；同時，全球進入到綠色轉型的關鍵期，綠色轉型的成本開始市場化的釋放；此外，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導致大國博弈、技術脫鉤、供應鏈重構。其中，技術脫鉤會導致技術進步效率減弱，而供應鏈的重構就會導致大量新供應鏈的投資和生產成本大幅上漲。再加上老齡化等因素，可以說，世界從趨勢上和結構上已經進入到一個高成本時代。而高成本時代到來的體現就是，高通脹和低增長。

因此，本輪的通脹與70年代的通脹具有很多不同之處，這就決定了我們在治理這一輪通脹的時候，要有多方面的政策組合：

第一，貨幣政策要緊縮，要使前期量寬所釋放的流動性適度回收，因此要加息；第二，要求我們在地緣政治上有新的解決方案，避免由于地緣政治所帶來的一些供應鏈的問題；第三，要加強新一輪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談判，防止出現全方位的逆全球化和脫鉤現象；第四，我們可能要在宏觀經濟政策上進一步強化通脹釘住制，穩定全球預期；第五，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其中很重要的是要發揮中國制造業在供給上降低成本的潛在能力；最后，還需要結構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