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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史學”與民主化的世界歷史意識

此一時，彼一時也。梁啟超寫下《新史學》時，他的首要關切是中國能否“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經歷數代人的艱難奮爭，中國不僅“站起來”而且也“強起來”。[35]恰好在這個歷史時刻，坊間再次出現了史學熱。1840年以來的屈辱和抗爭的歷史，一直是我國政治教育中的重點，現在我們需要更為整全的世界歷史視野，完全可以理解。

置身“新時期”的我們張望西方史學界時，那里已是一派繁榮的后現代景象。人們看到，當代歐美學界的史學景觀比19世紀后半期更讓人眼花繚亂，但其基本取向仍然是不斷求“新”。[36]盡管如此，如果我們無需在意史學這門學科的種種所謂新方法和新路徑，而是著眼于西方智識人的世界歷史意識的嬗變，那么，我們便不難看到，從魯濱孫（1863 - 1936）的《新史學》（1911）到勒高夫（1924 - 2014）的《新史學》，[37]最為引人注目的史學現象非世界歷史意識的“民主化”莫屬。

若要問什么叫“民主化”的世界歷史意識，著名的西方古代史家芬利（1912 - 1986）會樂意第一個站出來為我們解釋。這位劍橋大學的古代史講座教授告訴我們，古典史家大多不可信，比如說，修昔底德就偽造歷史，因為他污蔑伯利克勒斯時代的民主人士為蠱惑家，雅典人民被這些“公知”牽著鼻子走。芬利讓我們相信，雖然直到現代都還有學者不斷重復修昔底德的觀點，但在他的實證考據筆下，這一謬論已經不攻自破。

芬利自稱古代史研究的“復原派”，即反對用現代的觀點來研究古代。奇怪的是，他的《古代世界的政治》（1983）讓我們看到，他自己恰恰是現代民主觀念的囚徒。中譯本“導言”敏銳地指出：

對于希臘化世界的君主國、羅馬帝國，以及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各類由君主統治的政治機體，他［芬利］抱持幾乎鄙視的拒斥態度，直接將它們從自己的討論中剔除。[38]

在這位實證的史學家眼里，古代世界的政治單位只要不是民主政體就“沒有政治可言”，因為，按照他的理解，唯有民主政治才稱得上“政治”。倘若有人覺得這種說法匪夷所思，那么，他就應該理解：1960年代末，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大國出現了新一輪民主運動，“民主化史學”即這場社會民主運動的伴生物。據說，“民主化史學”有力而且有效地推動了隨技術革命誕生的新型中產階級的民主運動，而這場激進的社會民主運動又反過來促進了史學的激進民主行動，即后現代史學讓我們看到的“解構”和“權利訴求”景象。[39]

芬利的《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出版于1973年，當時，激進社會民主運動的“狂飆突進”勢頭一時受阻。為了替激進民主助力，芬利用自己的古代政治史研究告訴當今的精英主義者們：雅典的全民參與式直接民主從未導致所謂的極端主義。[40]

要知道后現代的“民主化史學”激進到什么程度，劍橋大學的羅馬史專家比爾德（1955 - ）的《羅馬元老院與人民：一部羅馬史》（2015）為我們提供了最新范例。[41]這個書名中缺少古典史學中的一個主要角色：皇帝。出于自己的激進民主信念，比爾德認為，研究古羅馬史不必關注“皇帝的品質和性格”，甚至不必理會古羅馬史書中記敘過的那些偉大人物，因為，在民主化的眼光看來，“偉人未必偉大”（《一部羅馬史》，頁410）。一個史學家如果有正確的政治觀念的話，他/她就應該致力于重新發掘史料，以便“讓我們直抵古代街道上的男男女女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和焦慮的核心”（《一部羅馬史》，頁472）。

用“民主化的史學”眼光來看，古羅馬史家留給后人的“歷史”充滿了重構、誤解和自相矛盾，因此，民主的史學家的“重要工作便是批判地梳理這些糾結的線團”。當然，由于歷史年輪的堙沒，很多歷史事件或普通人的生活狀況，如今的史學家即便想要知道也沒有可能，更不用說“重構”。盡管如此，比爾德相信，只要抱持堅定的自由民主信念，很多“幾乎被歷史埋沒（hidden）”的普通羅馬人的生活故事，仍有可能像碎片一樣“被復原”（pieced together）（《一部羅馬史》，頁528）。

從中譯本推介語中我們能夠看到，英美主流報刊紛紛評價說：這部書代表了“革命性的全新古代史寫法”，“極富開創性……令人振奮……”，因為，作者“讓我們習以為常的觀點變得可疑”，“向我們揭示出，古羅馬人與許多個世紀后與權力、公民權、帝國和身份這些問題斗爭的人息息相關。”

如果我們記得《埃涅阿斯紀》序歌的開首句arma virumque cano［我歌唱戰爭和一個人］，而這個人顯然不是古代街道上的某個普通人，那么，人們的確有理由說，比爾德用重述羅馬史的方式顛覆了歐洲的傳統政治德性。我們應該知道，比爾德不僅是劍橋大學第一位女性古典學家，她還是“自豪的女權主義者”，長期“活躍于各類網絡、電視、電臺等公眾平臺”。出版民主化的羅馬史兩年之后，比爾德又發表了《女性與權力宣言》（Women & Power: A Manifesto，2017），這本小冊子與她的羅馬史不僅交相輝映，而且相互發明。

除“年鑒學派”之外，在我國“新時期”最有影響的當代西方史學恐怕非伯克（1937 - ）的“新文化史”莫屬。坊間已經譯介了伯克的不少著述，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新文化史”如何從世界歷史中發掘民眾趣味。[42]比爾德的“民主化”羅馬史敘事完美地體現了“新文化史”派旗手伯克的主張：動用所有史學手段致力于從普通人的視角重述西方歷史。

“新文化史”置換了世界歷史的政治敘述，形塑出一種所謂“平民化”的世界歷史意識。用第一部研究伯克的專著的書名來說，這種意識準確地表達了西方國家教育品質的“每況愈下”。[43]因為，“文化史”的開拓者是19世紀的布克哈特，而我們很容易看到，布克哈特的世界史敘事追求精神的高貴，看重“歷史中的偉人”，與“新文化史”派的世界歷史意識絕少共同之處。[44]

我們甚至可以設想，布克哈特要是得知自己的世界史研究所開創的“文化史”取向變成了“文化雜交”，[45]他恐怕會不得不承認，尼采當年對他提出的警告完全正確：

人們可以設想，無藝術氣質和藝術氣質薄弱的人被紀念式的藝術史學武裝起來，有了防御能力，他們的槍口現在會對準誰？對準他們的宿敵，對準強大的藝術英才，即對準那些人，只有他們才能夠真正為了生活從歷史中學習、并把學到的東西變成更高的實踐。（《觀察》，頁157）

總之，民主化史學意識的“槍口”對準了西方文明的高貴傳統，對準了某些個人天生要傳承高貴文明血統的心性品質。“新文化史學”的原則據說是“從下向上”，發掘歷史中的普通人乃至另類群體的趣味訴求，憑靠歷史上被忽視、被排斥、被歪曲的種種社會異類力量，對過去的精神貴族們所塑造的文明史施行“去中心化”的革命，給已有的世界史敘述貼上要么“歐洲中心主義”要么“男權主義”的標簽，進而徹底掃蕩和顛覆“既定”的西方文明“主流”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