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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學》呼喚新的教育意識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為爭奪對我國遼東半島的控制權，日本與俄國在我國土地上打了一場典型的“世界史式”的戰爭。因為，這并非僅僅是日俄兩國之間的戰爭，背后還有英國和法國在遠東的角力，實際上是英日同盟與法俄同盟之間的戰爭。德國和美國正在崛起，為了各自的利益，美國支持日本，德國則支持俄國，即便當時德國與法國在歐洲仍處于敵對狀態。

兩個異國在我國土地上爭奪地盤已經不是頭一回。1622年6月，荷蘭人在東印度群島站穩腳跟后，曾攻擊葡萄牙人占據的我國澳門，以圖奪取通往日本和我國臺灣的海上交通線的控制權，遭葡萄牙的澳門守軍用火炮給予重創。盡管如此，就戰爭規模而言，歷時長達一年半的“日俄戰爭”仍算得上我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事。直到今天，我們對這場戰爭的成因、過程以及歷史影響的探究遠遠不及日本史學界，頗令人費解。[11]

戰爭爆發之前兩年，流亡日本的梁啟超（1877 - 1929）在報紙上發表了名噪一時的《新史學》（1902），史稱我國現代史學意識的開端。[12]梁啟超痛斥中國傳統史書有四弊，根本理由是傳統史學無助于中國“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

在筆者看來，這篇文章也理應被視為呼喚我國現代新式教育的標志性之作。畢竟，梁啟超對“舊史學”的指控明顯帶有改革傳統教育的意圖。他指責說，我國歷代積累的史書已經“浩如煙海”，讓人“窮年莫殫”：

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讀應讀之書，而茍非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不能別擇其某條有用，某條無用，徒枉費時日腦力。（《新史學》，頁9）

梁啟超并沒有無視我國古代史書中蘊藏著政治智慧，問題在于，并非只要是讀書人都能汲取這些智慧，遑論普羅大眾。從古代史書中汲取政治智慧需要“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而這樣的人古今中外任何時代都數不出幾個。如今，非動員全體國民不能救國于危難，徹底更改史書的寫作方式，編寫全新的歷史教科書勢在必行。

結束對中國傳統史書的針砭時，梁啟超發出了迄今傳誦不衰的呼吁：

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新史學》，頁9）

這不也是在呼吁“新教育”嗎？史界革命與教育革命是二而一的事情。首先，必須重擬史書內容；第二，必須為國民而非為少數人寫史，這意味著必須普及史學教育，“以激勵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者。”

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國民”，要讓“臣民”成為“國民”，就得憑靠新式教育塑造“國民”意識。因此，梁啟超有理由認為，新式教育的第一要務是改變史書內容和書寫方式施行“國民教育”，否則，“聲光電化”之類自然科學知識只會培育出“世界公民”。

接下來的問題是：重述歷史應該依據何種史學原則呢？

梁啟超概述了他從西洋人那里聽來的人類“進化說”，即人類進化之公理在于“優勝劣敗”。在任公看來，這種公理已經得到世界歷史的證明，而中國史書卻從未涉及這樣的公理：

歷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內焉有所結，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種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實數千年世界歷史經過之階級，而今日則國族相結相排之時代也。夫群與群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無如排于外者不劇，則結于內者不牢；結于內者不牢，則其群終不可得合，而不能占一名譽之位置于歷史上。（《新史學》，頁16）

在今天看來，梁啟超所表述的“進化論”史觀太過粗糙，也太過質樸。但他受時代的知識語境局限，我們不必苛求。我們倒是值得注意這里出現的“世界歷史”這個語詞，因為它表明梁啟超的頭腦已經有一種世界史覺悟，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們仍然沒有對他的這一覺悟給與足夠的關注。[13]

在《新史學》中我們可以讀到：

何謂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僅在本國之境域，不僅傳本國之子孫，而擴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類受其影響，以助其發達進步，是名為世界史的人種。吾熟讀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關系，而求其足以當此名者，其后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則吾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中之阿利安種。（《新史學》，前揭，頁19）

梁啟超沒有意識到，按他對“世界歷史”的這一理解，他所宣揚的人類“進化”說其實很難站得住腳。既然世界歷史就是“國族相結相排”的歷史，何以可能說“今日則國族相結相排之時代”，人類有史以來不就一直如此嗎？如果所謂歷史“進步”即一國之“文化武力”能“擴之充之以及于外”，那么，古代中國堪稱相當“進步”。問題僅僅在于，中國古人的地緣視野有限，不知道真正的世界地域有多大。但西方古人的地緣視野即便比中國古人大得多，同樣不知道整全的世界是什么樣！

基于林則徐（1785 - 1850）組織翻譯的英人慕瑞（Hugh Murr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1836，中譯名為《四洲志》，約1839），魏源（1794 - 1857）編著的《海國圖志》（1843）才不僅讓中國智識人而且也讓日本的智識人與西方人在“地理大發現”后獲得的世界地理新視野接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