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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生活的時代，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節節勝利的時代，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全面對抗的時代。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史中的地位既重要又復雜，備受爭議。一方面，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他堅持了一國社會主義。蘇聯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弊端再多，仍然成功地使一個不存在私有資本剝削制度的落后經濟體迅速崛起，成為超級大國，成為領導能與世界資本主義陣營全面對抗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力量。

與此同時，他不僅在社會主義陣營里把馬克思主義提升為主導意識形態，而且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各地的廣泛傳播。另一方面，斯大林破壞民主法制，推行個人崇拜，背離和玷污了馬克思主義。更為嚴重的是，通過第三國際和蘇聯黨和國家的力量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也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問題上，誤解或曲解了馬克思的思想。西方和東方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和同路人，誤以斯大林的說法為馬克思主義，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

斯大林及其追隨者背離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最重要的有如下幾點。

第一，對馬克思的歷史觀做出目的論、宿命論和階段論的解釋。馬克思有關生產方式幾大歷史階段的論說，如他一再強調，只是西歐的特例，而不是普適的萬能鑰匙。他對歷史發展也從無目的論或宿命的理解。

第二，把馬克思有關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學說簡化為所有制決定論。所有制固然重要，但馬克思的所有制，指的是生產關系的總和，而不只是財產關系上生產資料的歸屬。在馬克思的時代，所有權和控制權往往聯為一體。

20世紀以后，兩者的分離逐漸普遍；在資本與勞動的剝削關系中，控制權甚至遠比所有權更為重要。這一論斷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對蘇東模式中的經濟制度，也有重大的警示意義：如果勞動者只有名義上的所有權，而沒有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剩余的實際控制權，那么名義上的國有化或全民所有制，并不能真正保證他們不受剝削壓迫。

第三，在有關上層建筑的問題上，表現出還原論、庸俗社會學或教條主義的傾向。斯大林時代的一大特色，是把政治和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筑，統統看作為經濟利益、階級利益的直接表達或工具，無視它們相對獨立、或在某些條件下特殊且強大的能動作用。

第四，蘇聯國家壓倒社會、整體淹沒個人的體制，固然是當年嚴酷的國際環境使然，斯大林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始自青年馬克思反對普魯士書報檢查，馬克思主義與國家主義涇渭分明。在馬克思那里，社會主義不僅與資本主義對立，也正是相對于國家主義而言的。他甚至認為，即使在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對市場實行必要干預的，也不應該是國家，而是工會。

巴枯寧等無政府主義者指責馬克思是國家主義者，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確指出，沒有所謂的人民國家。一旦國家為人民掌握，就不再成其為國家，而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了。同理，片面強調集體主義，壓制個人和個性，或者一部分人以集體的名義"代表"另一部分人，也與自由人聯合體的理想相距甚遠。后者體現的，是集體與個人之間融洽而互補的關系，它通過民主協商和自治調節而產生和保持。

相反，片面強調服從關系，使各級政權向人民負責、各類社群集體與個人的融洽關系，都成為不可能。斯大林時代高揚的集體主義，曾經在衛國戰爭和國家建設中有過光榮的歷史和偉大貢獻，但毋庸諱言，它對那時社會生活的沉悶壓抑，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

很多人，包括西方的左翼，理解和批評的馬克思主義，其實只是斯大林的說法。斯大林去世后，情況有所變化。但明確地把斯大林的說法與馬克思的思想區分開來，主要發生在蘇東易幟之后。

從馬克思主義演變史的角度來看，挑戰斯大林主義最重要的人物當然是毛澤東。毛澤東有四大主要貢獻。第一，農民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是列寧和斯大林，都把農民看作是每時每刻產生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保守力量，而毛澤東卻認為，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農民不但可以成為落后國家革命的主體，而且在革命勝利后有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他們與工人階級一起，構成建設社會主義的生力軍，是人民民主專政主體的組成部分，而不是被專政的對象。

第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相對于蘇聯長期奉行的以重工業為主、一長制的指令經濟，毛澤東主張"農、輕、重并舉"、部類平衡、兩條腿走路、特別是生產組織中的群眾路線。以"鞍鋼憲法"著稱的工業民主取向、以工農商學兵同步發展的"五七公社"藍圖等等，都是社會主義想象與實踐中的重大突破。他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點評，雖然并不系統，卻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第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革命勝利、敵對階級消滅以后，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如何安排，是毛澤東面臨的急需解決的問題。馬克思的國家消亡，只是共產主義的長遠目標；由于國際資本主義的包圍和國內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極端艱巨，國家在過渡時期不僅不可能消亡，還承擔著保護新生政權和實現落后國家趕超的重任。

斯大林認為，敵對階級消滅后，國內不再存在矛盾，國家機器只是對付外敵的工具。毛澤東則正確地指出，即使作為階級的敵人已經被消滅，各種社會矛盾依然存在。其中有些具有現存或殘余的階級內容，有些則沒有。無論什么性質的矛盾，只要不涉及敵對分子，都是人民內部矛盾，都要和風細雨地解決。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在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史中，第一次為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的社會政治生活提供了一項基本準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反右和文化革命等運動的反面教訓更不容低估。

最后，反修防修，防止黨的異化變質，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官老爺。毛澤東的這一遠大預見和實踐，可以說是列寧的政黨學說以后，馬克思主義運動史中最有創造性的發展。

總之，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思想家和實踐家。可惜晚年的他在國際、國內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中，往往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又把大量內部矛盾敵我處理，導致嚴重的政治和政策失誤。這些都對馬克思主義的聲譽造成負面影響，也損害了他為之獻身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

1990年前后的蘇聯解體和東歐易幟，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大退潮。但也有一個積極后果，即不再有解讀馬克思主義、或劃分社會主義的任何壟斷力量了。曾經的和新近的馬克思主義者重新開始熱烈辯論，究竟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換一種問法：這一模式的終結，是因為它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還是它所依據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孕育著失敗的因素？

顯然，蘇東模式里確實有很多現象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例如專制和個人崇拜、社會生活的缺少自由和民主、文化領域中的教條主義、以及前面提到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乃至背叛。然而馬克思主義本身的責任也很明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市場在后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全面否定，為蘇聯模式迷信計劃、排斥市場提供了理論基礎。而在缺失民主的情況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又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階層。

這樣的制度，長遠看來，對經濟運行的績效有很多消極的后果。連同冷戰態勢強加的軍備競賽，致使蘇東集團最終喪失與歐美資本主義競爭的實力。當然，敗于冷戰并不能等同于社會主義的失敗。十月革命之后，蘇聯陣營和新中國在工業化，工人福利和民眾的基本需求，以及用人類發展指數（HDI）衡量的社會政策等方面的成就，都相當出色，遠遠超過資本主義世界的邊緣國家。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在反法西斯戰爭、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戰爭、亞非拉反帝反殖運動中的貢獻、犧牲和勝利，鼓舞了第三世界，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