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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建明】

隨著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特朗普國情咨文中把中俄定位為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美國的戰略動向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

鄭若麟先生《未來五年，東西方沖突將以美國模式還是中國模式發生》和宋魯鄭先生《未來五年，為什么美國不是中國的威脅？》兩篇文章，反映了看待未來中美關系中的兩種不同態度。

進入了新時代的中國，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正在開創的新局面，中美關系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鄭若麟從美國的輿論、納瓦羅的任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看到了美中沖突的危險，提出應怎樣防范來自美國的挑戰？宋魯鄭認為未來五年美國不是不想，而是無法挑戰中國，只能是送給中國的戰略機遇，但所提出的理由并無充分的說服力。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憂患意識十分重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我們無論什么時候、發展到什么階段都必須牢記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國戰略界正在形成對中國戰略性沖突的共識，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對此的盲目樂觀會付出沉重代價。

當地時間2017年12月18日，美國華盛頓，特朗普政府公布特朗普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報告指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將保衛國家，促進和平，擴大美國的影響力。（東方IC）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本邏輯是按照國家利益來界定威脅。美國國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是維護其全球霸權的地位，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并從中獲益，不允許任何凌駕于自己之上的對手出現。冷戰結束以后，美國設想過很多種對這個核心利益可能的威脅，以此作為配置戰略資源的依據，形成戰略思路。威脅雖多，如基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恐怖主義、俄羅斯、伊朗、朝鮮都是美國的威脅，但真正能挑戰其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脅并未明確。

中國一直在美國威脅的名單上，但經濟利益上已與美國密不可分，兩國外交順暢，始終沒有成為美國戰略上的主要威脅。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不斷在美國聽到像《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他們在那里迎戰及他們如何被戰勝》這樣的聲音，但并未成為美國戰略界的主流。中美之間的分歧和沖突不斷，但可以管控，中美建設性關系也有所進展。近年來，美國戰略界對挑戰國家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脅的判斷發生了變化。中國被視為是能挑戰其核心利益的最大威脅，主要基于以下幾個理由：

1、中國在WTO基礎上經濟全球化種的角色。這種全球化本來是美國倡導與主導的。自中國加入WTO之后，美國逐步發現全球化的發展態勢已對美國不利，原因是中國適應了WTO規則，制造業比美國更具競爭力。

美國為保持其對國際經貿規則的主導權和自己的經濟利益，一方面絕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用各種理由封殺中企在美國的投資，另一方面試圖在WTO之外另起爐灶，組織把中國排除在外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特朗普上臺后雖退出了TPP，但這只是一個插曲，基本趨勢并未改變。

當地時間2017年1月23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23日簽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視覺中國）

2、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是中國政府秉持公開、透明、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在市場規律和國際規則下開展的國際合作，也得到了許多國家的響應與參與。但在美國戰略界看來，“一帶一路”的含義已超出了當事國之間的經濟合作。中國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公路和港口建設，是借“一帶一路”來構建自己的經濟和外交的勢力范圍，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擴大，勢必顛覆自由、民主的秩序，將不斷蠶食“美國治下的世界”，最后導致顛覆美國的全球霸權。

3、人民幣的國際化。人民幣的國際化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趨勢很明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規模越來越大，人民作為貿易結算貨幣、作為石油期貨貨幣、甚至成為有的國家儲備貨幣的趨勢正在發展。人民幣地位的上升被認為將動搖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

4、十九大提出“新三步走”，到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世界一流軍隊的方略。在美國看來這是一個野心勃勃的改造世界藍圖。因為中國是一個有著不同于西方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內有著穩定的執政力量和有效的治理能力，以“五大理念”為指導全面發展，對外正在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這將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形成真正的挑戰。

從挑戰的內容和能力來看，中國遠超過俄羅斯、伊朗、朝鮮，也超過伊斯蘭極端教旨主義的恐怖力量，是唯一能夠全方位挑戰美國霸權的“修正主義國家”。

在眾多威脅中，美國戰略界認為只有來自中國的威脅是全方位、長時段、戰略性的。其威脅已經從潛在的變為現實的。“接觸戰略”對中國已經無效。必須要形成新的戰略來加以應對。也正因為如此，中國關于“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的說法，與美國戰略界關于“世界必須由我主導，不允許任何人挑戰”的思維完全沒有交集。

近來，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和總統國情咨文所反映的正是美國戰略界把中國界定為“修正主義國家”、“戰略對手”的共識正在形成。在此基礎上對抗性的對華戰略雖尚未成型，但相關舉措正浮上臺面，比如對華貿易戰、美國考慮重返并主導TPP的可能性、提出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強硬地實現在東亞的軍事存在，等等。

不要以為美國驢象兩黨之爭不可開交，特朗普處事魯莽，盟國與美國在中國立場上分歧很大，美國與中國對抗的戰略就無法成型或實施。對美國戰略界來說這已成箭在弦上之勢。一旦這種戰略共識形成，一定是超黨派的，在中國整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都如影相隨。而美國總統只是這種具象化了的國家利益的政治代表。

當然，中美兩國都已今非昔比。美國要實行與中國對抗的戰略受到許多限制。西方國家中對華利益各不相同，美國無法拉起一支像樣的對抗中國的盟國隊伍。美國國內對華利益也多元化，與中國對抗一定會受到不同利益群體的掣肘。但美國國家的核心利益、戰略邏輯決定了，美國對華戰略的改變不可避免。

我們長期以來秉持的中國和平崛起的理念，不僅不能消解美方所界定的中國威脅，反而很容易造成我們自己認識上的誤區：認為中美之間只要充分溝通，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中美關系雖好不到哪兒去，也絕對壞不到哪里去。如何認識、應對美國戰略的變化是一個牽動我內外兩個大局的問題，不能掉以輕心，否則一定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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