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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近日，鄭若麟先生發表長篇宏文《未來五年，東西方沖突將以美國模式還是中國模式發生？》，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在交流中，我提出一些個人看法，他鼓勵寫成文章一起爭鳴，讓這個話題引起更多人的思考。于是我也就在此冒昧了。

鄭若麟先生長文約一萬字，共有四個部分：一、西方從未中斷對沖突的輿論動員。二、應建立未來五年中國與西方沖突的研究專題。三、四大力量板塊與三大沖突。四、未來五年來自美國的挑釁。

前三部分我都完全贊同，有分歧的是第四部分。或者說我的觀點恰恰相反，未來五年美國不會是中國的威脅。或者確切的說，美國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美國給中國送來了戰略機遇期

首先，從個人因素來講，以高齡入主白宮的特朗普是一個政治素人，沒有從政經驗，學習能力和改變也受限。過去一年的執政已經再次說明這個問題。他是一個優秀的商人，但卻不是一個稱職的國家領導人。

從內政的角度，他上臺以后，美國政治更加對立。媒體對他一邊倒的抨擊，甚至都到了多次出現假新聞的地步。民主黨更是抓住“通俄門”不放，窮追猛打。不同立場的民眾更上演全武行。身為總統他不但不為沖突降溫，反而繼續火上澆油，甚至還曾在推特上轉發了三條由一個英國極右組織發布的煽動性視頻。所以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執政黨同時掌控上下國會兩院的情況下出現政府關門，這并不令人意外。

從外交來看，一是他主動毫無利益交換地放棄許多過去美國針對中國的牌：價值觀、退出TPP。如果此前美國政府對顏色革命還頗有興趣和大舉投入的話，特朗普時代則完全廢掉了。

二是他以美國優先為由，反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要求其他盟國負起更大的國防等責任，從而與歐洲盟國關系嚴重倒退，卻令中國的全球地位迅速上升。現在，中國不僅在中美俄大三角關系上繼續居于優勢地位，就是在過去一直處于配角的中美歐大三角也一躍居上。

三是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禁止多個伊斯蘭國家民眾進入，將極大惡化與伊斯蘭教世界的關系，也令中東陷入新的沖突期。除非未來美國改弦易轍，否則這個沖突只會愈演愈烈。

四是和反恐有關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對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的戰爭仍將持續，美國脫身很難。

五是普京很可能于今年3月再次贏得任期為六年的選舉。只要普京在任一天，他和整個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關系都無法改善，俄美對抗而不得不拉攏中國的格局不會改變。

六是朝鮮在實質擁有核武器后，金正恩政權將長期化，朝鮮核危機也將長期化。除非美國改變策略：承認朝鮮核國家地位，從廢核改為限核，雙方關系正常化。但從目前看，這種可能性極小。目前特朗普的策略是以貿易換取中國在朝鮮問題的合作，而不是以朝鮮核問題為突破口向中國發難。

另外伊朗核問題也正處于不確定狀態，2017年10月特朗普拒絕向國會證實伊朗遵守伊核協議，下一步就有可能退出該協議，這將成為未來新的沖突熱點。

簡而言之，今天的美國不但主動放棄能夠遏制中國的牌，而且還得罪了要想遏制中國所必須依靠的長期盟國，同時還四處烽火，各方樹敵。由于美國主動的退出和任性短視的挑釁，令中國在全球的重要性大幅上升。應該說，特朗普時代確實是中國沒有想到而又渴望的戰略機遇期。

這個機遇期對中國的統一也是一樣。特朗普奉行美國利益優先，愿意進行交易。他不可能為了臺灣而付出任何代價，相反倒很愿意利用臺灣謀取美國實實在在的利益。這既有可能賣給臺灣更多的武器，也有可能和大陸達成交易，促成臺灣和平統一。

如果未來特朗普連任，這個機遇期將接近十年。如果特朗普只做一任，而且新的總統完全不認同特朗普的治國方向，那么這位新總統至少兩年內的首要任務是重新收拾山河：修補特朗普這四年對美國和世界的傷害。這個機遇期也同樣會超過五年。

美國政治權力臣服于資本

其次，從制度層面講，今天的美國也不會和中國全面對抗。

一是由于制度原因，雙方對沖突的承受力不同。雖然中國經濟總體上仍弱于美國，而且中國對美國擁有巨大順差，發生貿易戰中國的損失或許會大于美國。但由于制度差異，中國承受力卻遠高于美國。這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中國是“一個政治中心”的民本制國家，衡量政府的合法性標準是績效、結果而不是權力產生的形式。績效往往需要一個過程，而不是取決于一時一地。另外中國向來崇尚集體主義，多認為個人利益服從于國家。所以當美國引發貿易戰時，多數民眾會站在政府一邊。即使有少數不滿的群體，由于中國是績效合法性，他們也難以有效挑戰和反對。

由于中國只有一個政治中心，也不會有不同政治力量造成的分裂或者為反對而反對。

而美國多個政治力量的民主制強調的是形式合法性，一旦民眾不滿，會較快通過選票體現出來。既可以針對總統，也可以針對議員。而且他們還會通過各種政治抗議活動施加壓力。在三權分立的情況下，議員又是來自各個地方，為了他們個人利益，利用制度安排所賦與的權力封殺總統的決定是很自然的事情。

美國這一制度特點，中國認識的相當深刻。比如最近美國對太陽能板和洗衣機發起反傾銷調查，雖然這并非僅針對中國一國，但中國立即回應對自美國進口的高粱展開反補貼反傾銷調查。之所以選擇高梁，并不僅僅因為中國是美國第一大高粱進口國，而是美國最大的高粱生產州為堪薩斯、德克薩斯和科羅拉多，這些州投票選舉特朗普的選民最多，將直接產生最大的經濟和政治效應。

至于反對黨早已從早期“忠誠的反對黨”演變為“為反對而反對”。冷戰后國會達成一致的情況也就是對外的反恐戰爭。2017年特朗普最大的政績稅改法案，反對黨民主黨全體一致投了反對票。所以，假如中美發生貿易戰或者其他沖突，反對黨一定會借機發難，想盡一切辦法反對。

應該說從美國以及許多地方包括我國臺灣的政治實踐都說明了一點，西方這套制度設計違反人性。在野黨要想執政的前提條件是執政黨表現的差。這除了取決于執政黨的能力大小之外，還取決于在野黨的阻撓甚至破壞。那種以為通過在野黨監督進而達到令執政黨表現更好的設計是違反自利人性的。事實證明也是不可行的。比如國民黨執政時和兩岸達成的服貿協定。臺灣服務業的水平和競爭能力領先于大陸，大陸出于促進兩岸統一的需要也是盡量讓利，這一協定對臺灣有利無弊。結果民進黨卻在“立法院”全力阻擋，甚至采用暴力手段、利用非法占領“立法院”的學運，最終令服貿協定被廢掉。可是民進黨一上臺，就宣布過去國民黨時期通過的兩岸協定完全接受和遵守。

再者美國文化是個人主義的，個人利益至上，在大部分情況下，不會為了國家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事實上西方民主之所以出現這么嚴重的問題，這也是根源之一：民眾享有一人一票所獲得的權力，卻沒有承擔相對應的責任。英國公投脫歐，許多民眾根本不了解退歐后的后果，甚至有很多人都不了解歐盟就投了票。

第二，中國的民本制成功應對了來自資本和大眾的挑戰。資本力量再強大，也無法掌控政治權力。所以中美發生貿易戰，受到損失的資本和財團也只能承受，而無法向政治施壓。

這一制度特點在今天全球化時代極為重要。因為資本已經去主權化了，臺灣著名企業家郭臺銘就公開聲稱商人沒有祖國。臉書的聯合創始人愛德華多·薩維林（Eduardo Saverin）竟然僅僅為了避稅（資本利得稅）就放棄美國國籍而入籍新加坡。如果政治權力成為資本的附庸，就成為資本在全球謀取利益的工具，犧牲的必然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說在全球化時代，真正能夠捍衛主權和國家利益的只有政治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