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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土地財政”卻給了人民幣一個“錨”。土地成為貨幣基準，為中國的貨幣自主提供了基石。2013年，美聯儲宣布要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新興市場國家立刻出現資本外流、貨幣貶值、匯率波動，而人民幣的匯率卻屹立不動。

這說明人民幣已脫離美元來定價，找到自己內生的“錨”。這個“錨”就是不動產：不動產升值，貨幣發行應隨之上升，否則就會出現通貨緊縮；貨幣增加，而不動產貶值，則必然出現通貨膨脹。也就是說，貨幣超發須借由不動產升值來吸收，否則，過剩的流動性就會導致通貨膨脹。

日本面臨通貨緊縮時，安倍經濟學企圖通過日元貶值走出通縮，在筆者看來，這不過是日本貨幣戰爭的障眼法，其目的是用貨幣貶值對沖高負債率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一旦美國要求日元升值，超發的貨幣就會泛濫。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雖然沒有使GDP增加，卻使“城市股票”得以正式“上市流通”，全社會的信用需求急速擴大。同日本一樣，囤積的大量美元是人民幣信用的另一個來源。美元升值，人民幣就可以多發。如果人民幣貶值，不動產就必須升值，否則，就會導致通貨膨脹。

因此，在美元貶值的背景下，打壓房價，就是打壓人民幣。房價下跌，必定導致通貨膨脹，其后果可能遠比我們大多數人想象的巨大、復雜。之所以沒有發生通貨膨脹，乃是因為房價上升導致全社會信用規模膨脹的速度比貨幣更快。

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基礎

西方國家經濟崛起的歷史表明，效率較低的稅收財政無法完全滿足城市化啟動階段對原始資本的需求。為避開國內政治壓力，外部殖民擴張、侵略便成為大多數發達國家快速完成資本積累的捷徑。貨幣作為一種“流量”，它對應的是整個經濟規模。GDP只是經濟規模的一個斷面，而沒有考慮不同發展“速度”通過信用制度貼現過來的“體積”差異。簡單地將GDP與貨幣掛鉤必然會出現極大的誤差。

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模式出現之前的西方模式必然帶來擴張和征服，新崛起的國家一定會和已經崛起的國家發生碰撞和沖突。如果不能從發展模式上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僅僅靠反復聲稱和平愿望，很難使其他國家相信中國的崛起會是一個例外。

有人認為，全球化時代的跨國貿易和投資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選擇非武力征服的外部積累模式。盡管這一理論來自西方國家，但它們自己并不真的相信這一點，否則就無法解釋它們為何仍然處心積慮地對中國的投資和貿易進行圍堵。的確，二戰后，一些孤立經濟體在特殊的政治條件下，依靠國際貿易和投資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也可以復制這樣的發展模式。

清末和民國時期的開放歷史表明，市場開放對交易雙方的好處并不像“比較優勢”理論認為的那樣是無條件的。國際投資和貿易既可幫助中國企業在全球“攻城略地”，也方便了國際資本的經濟殖民，利弊得失依賴雙方的資本實力——全球化只對競爭力較強的一方有利。

為何發達國家經濟長期作為更有競爭力的一方？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憑借完善的“稅收—金融”體制可以以很高的效率融資，從而獲得全球競爭優勢。因此，通常條件下，最賣力推動全球化的，往往也是資本最雄厚的國家。

但中國的“土地財政”打破了這一規則,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內，創造了一種比西方國家更有效率的融資模式。中國產品風靡全球，中國則出人意料地成為可與西方國家比肩的資本強國。

反傾銷歷來是發達國家對付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工具，現在卻被用來對付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以前從來都是城市化發展快的國家出現資本短缺，完成城市化的國家出現資本剩余，現在卻反過來了，是中國向發達國家輸出資本。在這些“反經濟常識”的現象背后，實際上都有賴于“土地財政”融資模式的超高效率。

中國之所以能“和平崛起”，原因恰恰離不開“土地財政”這種融資模式，這使得中國不必借由外部征服，就可以獲得原始資本積累所必需的“初始信用”。高效率的資本生成，緩解了原始資本積累階段的信用饑渴，確保了中國經濟成為開放的和在全球化中獲利的一方。

因此，即使處于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化初始階段，中國也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希望維持現有國際經濟秩序，更有動力推動經濟全球化?！巴恋刎斦钡某晒?，確保了“和平崛起”成為中國模式的內置選項。

【未完待續】

《大崛起：中國經濟的增長與轉型》。作者：趙燕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