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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提到日企的海外投資，今年初日經新聞對日企在亞洲的投資做了一份調查（2019-2023年），其中有幾項數據變化很值得關注（如下圖所示）；從投資總額來看，日企在新加坡的投資總額高達10.8億，中國排第二約1.3萬億，就像您說的，日企在中國投資的基數還是很高的，截至2022年日資企業在中國的基地數為31324，遠遠高于其他亞洲地區。同時，在帝國征信2022年12月～2023年1月實施的調查中，約有10%的日企將實施或考慮將國外業務轉移到日本國內，其中最突出的是駐地在中國的企業，搬遷因素中占比較高的是匯率波動與人力成本上升。據您觀察，這些年日企對外投資的變化趨勢有什么特點？在此趨勢下，中日經貿、投資正在做哪些調整，會有何影響？今年初，日本經濟界代表團時隔4年多到訪中國，這其中有疫情也有地緣因素，隨著內外政經因素變化，雙方是否要嘗試構筑新的合作模式？

圖自日經中文網

張季風：企業投資是要考慮投資環境的，包括政治環境、投資回報率等等。

從2012年以后，中日經貿處于徘徊甚至下降狀態？甚至在2023年，日企對華投資下降31%、總額為38億美元，僅為2012年最高峰時期的73.5億美元的一半，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其實原因很多，固然與地緣政治影響復雜、中日關系惡化、疫情影響有關，但也不能忽略中國經濟出現了暫時困難；也就是說，日本對華投資環境發生了變化。因此我想說，要吸引外來資本投資，首先要把自己的投資環境搞好。

今年初來華的日本經濟界代表團規模很大，其實就代表著數十億美元的商機。5月底，中日韓三邊會議在首爾舉辦，希望至少能在經貿、人員往來層面推動相互間的交流。這與2023年中日領導人在舊金山APEC峰會期間會談的主旨是相向而行的。

觀察者網：最后，回到最基本的問題是，我們究竟該怎么把握日本經濟的基本面，到底是好是壞？自去年底以來，日本經濟表現了一些令人費解的矛盾景象：日元貶值，日本股市上漲，但同時與企業相關的關鍵指標并不樂觀，制造業PMI位于低位（不過服務業PMI創新高）；2023年名義GDP增速達5.9，但名義GDP卻被德國趕超，跌出全球第三，排名第四……這涉及到現在外界對日本的討論，即日本是否正在走出“失去的三十年”，會重新起飛嗎？對中國來說，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借鑒？

張季風：首先，我的觀點可能跟主流媒體想得不太一樣。我在前面已有所提及，日本經濟目前的狀態或者說這30年來的狀態，是屬于正常范圍內的。既然是正常的，也就談不上失去的30年。

失去是什么意思？如果從經濟學角度來講，應該是整體經濟的增長率、特別是主要經濟指標都是負數，而過去30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為0.7%，雖然不高，但也是正增長，所以很難認定位“失去”。甚至在經濟低迷的大背景下，也能有亮點。我認為從日本主流來看，這30年是日本自主改革的30年、高質量發展的30年、創造和經營海外日本的30年。尤其最后一點，是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目前都沒有做到的。

關于第一點，我們國內經常談改革紅利，其實日本也有，這30年來日本的改革其實沒有間斷過，每次改革都有一些成果體現出來。關于第二點，我曾做過60項指標統計，將1991年和2021-22年的情況進行對比，一是日本自身的縱向比較，或多或少都有上升，另一個是和發達國家同期進行橫向比較，特別在2021-22年左右，除個別指標以外，其余的都是世界一流，由此可以認定日本是高質量的發展。

圖自日經中文網

當然，這不是說沒有教訓，比如政策方面的各種失誤，再比如“哀兵”之策搞得太過頭。雖然我們都知道驕兵必敗的道理，但哀兵政策過頭了，可能會嚴重挫傷民族自信心。沒有自信這個國家哪還有什么希望？

關于政策失誤，可以簡單舉個例子，貨幣政策對泡沫經濟的催化。日美簽定廣場協議后，日元急劇升值，于是日本央行開始降息，一下子從6%降到2.5%，本來大家以為緊急降息是短期政策，沒想到一下子實施兩三年，導致流動性越大越大，成為產生經濟泡沫的一個重要誘因。

另一個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當時日本政府擔心日元升值引發出口行業蕭條，于是開始大量投資，但力度過猛，而且當經濟有所好轉的時候還在投，導致經濟泡沫越吹越大。再來，到了1990年代初，日本政府認為泡沫超出了經濟所能承受的最基本的基礎，便刺破泡沫：一是利率急剎車，從前面提到的2.5%利率一點點升至6%，最后導致股市崩潰；二是土地，為了穩定房地產價格，自1990年下半年開始對貸款實行總量控制，也就是說銀行投向房地產的增長率一定要低于總貸款的增長率，一下子將房地產貸款和投資壓下來，緊接著導致房地產泡沫破滅。換句話說，日本政府讓經濟硬著陸。

總結起來，日本泡沫經濟的產生和泡沫經濟的崩潰，這兩方面是典型的政策失誤。

我提這些現象，不是否認日本社會存在問題，比如一開始就提到工資收入增長緩慢等等。我們在分析問題的時候要客觀觀察其背后的原因，比如經濟增速遞減的必然性，比如后發性優勢的消失，國內市場相對飽和，老百姓生活達到絕對豐富的程度等等。

除了必然性之外，也不能忽略惡劣的外部環境。比如1996年阪神大地震，受創嚴重；緊接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作為亞洲主要國家，日本受到相當大打擊，1997年是日本經濟最糟糕的一年；到2001年左右出現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的問題，沒有跟上美國的速度，但后來急起直追跟上來了。在2006-07年左右經濟狀況大大好轉的情況下，轉頭又碰上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接著，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后果慘重，至今仍在深刻影響日本社會。這幾年又暴發全球性疫情，像原本寄予厚望的東京奧運會也在封控狀態下收場，被迫改在第二年舉辦；2023年剛從疫情中走出來，2024年初能登半島地震……像這些偶然性因素，也不能不考慮。

如果我們凡事動輒跟美國比或者跟崛起中的新興經濟體比，亦或與不太現實的虛幻的“預期”相比，那日本確實低增長。但如果把這些客觀、主觀、發展環境惡化等內容都綜合考慮進去，就能對日本經濟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不會偏離事實太遠。

如今日本經濟、尤其是股市和大企業的表現，似乎又讓大家開始關心日本經濟會不會再次起飛等等，我覺得這些說法都是一些文學性用語，我不是太感興趣。

因為每個國家的經濟在不同發展階段都會面臨不同的問題。日本從1945年到1955年，是從戰爭廢墟上重新站立起來，要解決的問題是恢復經濟發展；從1956年到1973年，是高速增長階段，主要任務是在數量上趕超歐美，1968年日本已經成為西方世界第二大強國，完成了追趕任務，實現了現代化。從1973年到1991年是中速增長階段，任務是在質量上趕超發達國家，到80年代中期這一任務已經完成。90年代以后屬于后現代化階段，主要目標是維持高質量穩定增長，這符合經濟增速遞減的規律，也符合日本的具體國情。

我們現在看日本社會是比較穩定的，治安良好，有序安全，失業率低，也就意味著老百姓的生活基本維持在比較富裕的水平。換句話說，我也不知道外界所謂的“日本經濟再起飛”還能飛到哪里去？

我的基本判斷是未來它還能長期保持這種相對穩定的高質量發展，因為其潛在經濟增長率也就是0.7%-1%左右，所以每年能有1%-2%左右的經濟增長，就屬于正常運轉范圍。在可預見的未來，比如未來30年乃至40年左右，和歐美社會不會有系統性差別，日本仍將是一個富裕的發達國家。這也是我為什么不認同“日本失去的30年”這一說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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