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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從鴉片戰爭寫起，直至1925年國共合作的前夕。重點敘述了鴉片戰爭前后、英法聯軍與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庚子事變、清末新政與民初政局、五四運動之后的中國政治經濟狀況這些歷史時期里，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侵略與控制、中國各個時期的掌權者對帝國主義的態度、改良主義者對時局的擔憂以及對帝國主義勢力的幻象、廣大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斗爭與挫敗。

這樣的敘述方式，在很長時間內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經典范式之一，因此或許也比較為人所熟知。不過在胡繩自己看來，這本書的一個特色在于，“從前我們習慣說，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封建勢力結合起來，實際歷史也是這樣的。但是一開始帝國主義來到中國，倒不是馬上利用封建勢力，而是感到這種落后勢力阻礙它在中國發展。所以在鴉片戰爭時敵視清朝政權，要打它，打得它服下來。到太平天國時發生了一個變化，帝國主義從太平天國和清朝政府之間慢慢選擇了清朝政府，至少有一部分洋人考慮過太平天國，但最后還是考慮清朝政府好。清朝政府也經過一個過程，開始怕洋人，感到洋人對自己不利，慢慢才看出來，洋人的力量可以依靠。”

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內部腐朽政治勢力結合的過程，就是近代中國國勢衰微、民族危機不斷加劇的過程。由此出發，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分析帝國主義列強在不同時期如何在利用中國國內某些政治勢力的基礎上對中國進行控制與侵占，另一方面也可更為深入的探討近代中國救亡圖存運動所遭受到的困境與挫敗。

正如論者所言，近代中國之所以處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首先是“中國的政制傳統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其次是“中國面臨從未面對過的國際政治格局。”所以依筆者之見，這本書對今天而言更為重要的意義在于重新打開我們對于近代以來的國際關系的理解。雖然胡繩所倡導的近代史研究方式曾經在1949年至1979年十分盛行，但晚近以降，這一范式已被不斷冷漠，甚至在一種巧妙的話語裝置之下，被意欲取而代之者不斷宣揚為此乃“政治”，而非“學術”。而在今天中國與世界格局都發生深刻變化的時刻，胡繩通過思考歷史而得出的相關論點，值得人們重新予以重視，甚至在此基礎上對近代以來的中外關系進行更為細致的梳理與分析。

在胡繩看來，在18世紀工業革命之前，“歐洲各國的從事‘開拓事業’的‘殖民家’們，雖然在所至之處對于土著的落后人民從事搶掠與殘酷的暴行，但對于遠東這一個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大帝國還不能不有所顧忌，只能在可能的范圍內進行欺詐性的有利貿易。但是自十八世紀中葉以后的英國的做法不同了：新興的工業資本家們有了更大的財富與實力來擴充向外開拓的事業，同時他們有著推銷不完的商品，亟望著能使遠東這個大國家成為自己的市場。”

鴉片戰爭之后列強對于中國的態度，很大程度上與他們的這一遠東戰略息息相關。而到了19世紀后期，“正是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國內工業生產飛速發展，獨占金融資本的統治漸次形成的時期。由此他們進入資本帝國主義的階段，對殖民地有了更進一步的要求。幾乎全部非洲已為他們所瓜分，亞洲的極大部分也已成為他們的殖民地。對于中國，過去雖已取得充分的政治特權，以保障其商品傾銷和經濟掠奪，現在他們覺得不能滿足，因此自中日之戰后，五六年間，列強在中國展開了獲取‘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并向中國投資的大競爭。”這些總括式的論述，對進一步理解近代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極有助益。在這樣的時空坐標之下，人們或許可以更為恰當的、實事求是的思考中國的自處之道，而非抱有各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晚清《時局圖》

早在大革命時期，關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對華策略，王若飛曾如是分析：“歷次的內戰，并不僅是幾個軍人權利地盤之爭，但是軍閥的沖突，是不能持久擴大，是不能抵抗民眾的革命力量。軍閥所需要的餉源與軍械，無一非仰給帝國主義者之援助不可，帝國主義者又非結合中國軍閥作其爪牙不能統治中國，二者實互相為用。不過軍閥終是附屬于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有力操縱軍閥的命運，有力制造中國的內亂，其實每次的內戰，都是表示帝國主義間在華權利不平衡之沖突，也就是一幅世界戰爭的縮影；不過這個戰爭，仿如傀儡演戲，由帝國主義者牽線，反正都以中國民眾作犧牲罷了”。因此，對于帝國主義者而言，有效支配中國的方式不在于把中國變為像非洲地區那樣的殖民地，而是通過樹立一個徒有其表的政權，來協調各個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同時減少控制中國的成本。

作為近代政治的重要概念，“主權”的意義毋庸多言。而在近代中國，復雜之處恰恰在于清政府雖然長期作為名義上的主權者，但其內涵卻被不斷地掏空。甚至這一被用各種形式掏空的過程，也被形塑為幫助中國步入“文明”國家的行列里。這一點在庚子事變之后表現的尤為明顯。對此胡繩指出：“很清楚的，帝國主義列強之要滿清存在，并加以支持，就因為他是一個共同的好奴才。對于媚外主義的滿清，帝國主義主人怎不會報答以保全主義呢？中國在這樣的政府下維持著形式上的獨立，既可以有助于列強在某種程度內調節他們相互間的矛盾沖突，而且為了使中國人民相信中國到底還沒有亡國，在列強看來，也非有這樣一個政府不可。如果這個政府再能披上一件‘立憲’的外衣，因此而使中國人民對它抱著希望，加以擁戴，忘記了帝國主義列強已成為中國主人的事實，那豈不是最好沒有的事么？”

在這樣的敘述之下，近代中國主權問題的基本困境就凸顯出來了。即一個表面上從事各種“文明”事業、符合主流話語霸權標準的政權，實際上很大程度是被列強所控制，主權所包含的許多要素其實是在不斷的在喪失。因此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對于近代中國而言，絕非一句被建構出來的口號，而是在歷史進程中不斷遭受挫敗之后所呈現出的基本訴求，也是近代中國所有政治行為的根本合法性基礎。

就此而言，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控制手段，除了扶持一個傀儡式的政府，還有著其他更為隱蔽的手法。在敘述五四運動之后的中國政治時，胡繩特別提到：

帝國主義在中國有兩個武器——武力與財力。他們用這兩個武器支持他們的代理人——反動的軍閥統治者，也用這兩個武器壓迫中國人民和阻撓中國革命……使用財力來壓迫中國革命，說得明白一點，就是用錢來收買革命陣營中的不穩定的參加者及其變節的領袖。自滿清以來的反動政府造成了一個傳統，非靠外債不能解決財政問題。二個革命的政府如果不能堅決打破這傳統，依靠廣大人民來自力更生，那就不免在帝國主義的金光眩目的財力的誘惑下屈服。辛亥革命的南京政府縱不能說是被收買，也確是因帝國主義不借錢而嚇倒了的。

近代帝國主義列強用武力來侵略中國，這一點早已為人所熟知，而且意圖不難察覺。但前者卻并非僅有武力作為后盾，而是通過壟斷資本主義的力量，逐漸控制中國的金融與財政，扶持符合其利益的政治集團。在此情形下，“中國政府的一切財政收支均須向銀行團報告，任銀行團來查問，對于一切官員的任免，銀行團都有權過問，于是這樣的一個中國政府實際上就成為銀行團的代理人，對這樣的政府，銀行團自然是愿意盡力使之‘鞏固’并加以‘維護’。”

這一特點，在辛亥革命成立之后以及北洋政府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所以胡繩感嘆：“如果南方政府是建立在革命人民的基礎上，自力更生，撇開對帝國主義的一切幻想，那么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示威也就不能有什么作用，無奈南方政府并不如此！”晚清民國時期中國的經濟一直難以擺脫各種困境，民生問題始終得不到有效解決，內地農村日趨凋敝，廣大民眾成為赤貧的無產者，都可以從這里找到根源。胡繩此論，揭示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國際政治格局中更為深層次的問題。

胡繩此書除了揭示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手段之外，還著重闡述究竟哪一支力量可以讓中國真正擺脫此危局。蔣廷黻在那本著名的小冊子《中國近代史》中，雖然也通過分析歷史來尋找救亡之道，但他書中的主角卻是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直到能夠繼承所謂“總理遺教”的蔣介石。正如論者所言，“蔣氏對現代化精英的贊賞，于他對普通大眾的文盲、無知、迷信的描繪形成鮮明對比。”就此而言，“毫不奇怪，蔣通常蔑視晚清的民眾暴力。”所以，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胡繩必須回應這種對待廣大人民的態度。他強調：“在帝國主義已經對中國建立了強盛的支配勢力時，任何中國國內的政治運動，如果不是以廣大人民的力量為基礎，就總不免會幻想從帝國主義者方面去尋找支持力量。”在這些史事當中，因教案而引起的民間暴動尤其值得重視。近代西方傳教士在華傳教，本身就是伴隨著不平等條約而出現的，所以“他們中縱然有極少數并不是有意識地做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但無例外地是借列強國的威風而自居于優越的地位。”義和團運動便是中國廣大底層大眾反抗這種特權式行為的總爆發。如何評價義和團，其實也就關乎如何評價中國近代史上農民群體具有怎樣的政治作用。對此胡繩明確指出：

帝國主義者不能知道，他們對中國的蠶食壓迫的行動已經在中國人民中深深培植下了仇恨的種子。在他們不知道義和團運動雖是幼稚的組織，卻蘊含著深厚的人民力量。他們輕視中國人民的力量，不知道這種力量一旦爆發起來，就有驚天動地的聲勢。他們更沒有料及，馴服的滿清政府，因為它的腐敗和昏庸，將禁不起這人民力量的激蕩，一心為求避免人民的鋒芒，竟至方寸全亂，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些什么。

義和團的歷史意義不在于他們成功抵抗了帝國主義，而在于通過自發的、大規模的抗爭，讓列強知道除了孱弱的清廷之外，中國大地上還有更為深厚、巨大的力量存在。一旦他們獲得更為先進的武器，被充分的組織、動員起來，那么一切帝國主義者及其在華代言人都將被徹底推翻，中國將真正實現獨立自主。就此而言，抵抗帝國主義與中國內部的階級翻身、階級自覺其實是同步進行的，近代的反帝運動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風潮，而是伴隨著對平等政治與大眾解放的深刻訴求，鍛造新的政治主體登上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