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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銳】

一

“海內如今傳戰斗”。在一段時間里，“修昔底德陷阱”一詞在中國十分流行。許多人在談論如今的中美關系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過更引起筆者興趣的是，這個概念的發明者艾利森在《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里，建議美國政府在制定對華政策時應充分注意歷史的維度。

他提到自己曾和史家尼爾?弗格森提議白宮應成立一個“歷史顧問委員會”，倡導“應用歷史”，這樣有助于“從當前的選擇或困境開始，分析歷史記錄，以提供觀點、激發想象力，找到揭示未來可能發生的狀況的線索，提出合理的干預措施，并評估可能出現的效果。”

在他看來，這個機構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研究中國，即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如何迎來我們現在所稱的‘中國挑戰’的？”在筆者看來，這本書對中國而言，最為關鍵的或許不在于跟隨作者所創造的概念亦步亦趨，以至于在戰略思考上喪失主體性，而是應當重視作者所提倡的思考當前國際形勢的切入點，即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理解中美關系。

格雷厄姆·艾利森  圖自youtube“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賬號

話又說回來，其實作者的這個主張對中國人而言并不陌生。中國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編撰傳統，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國人對歷史的重視與喜愛，可以說在世界文明史上罕有其匹。更為重要的是，正如中國古代史學的典范之作《資治通鑒》的書名所昭示的那樣，古人研究歷史、敘述歷史，固然是在追尋一個時期歷史的本相與全貌，但同時也希望借助歷史的智慧來“資治”。比如就對外關系而言，從《史記》的《匈奴列傳》、《大宛列傳》，到《通典》中的《邊防》，及至清代道咸時期盛行一時的西北史地之學，前賢敘述這些史事，主要目的就是試圖通過歷史的梳理，為當前如何處理邊疆地區的政務提供參考與借鑒。

到了近代，這一情形體現的更為明顯。對時代變動有極強敏感性的梁啟超，在撰于1901年的《中國史敘論》一文里指出：“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又君主專制政體漸就湮滅，而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換言之，近代中國遭逢西方勢力的入侵，為了振衰起微，必須在政治上有所興革，以此建立富強之基，來與“西人交涉競爭”。

這表明，隨著中國日漸被卷入由近代東西列強帝國主義擴張所形塑的世界體系，時人已經逐漸認識到，思考中國問題必須同時思考同一時期的歐洲與全球問題，以辨別中國在全球關系中所處的地位，并提供一種比較性的全球視野，單純地從中國自身歷史軸線上思考中國問題已不復可能。這就要求人們必須對近代以降的世界形勢有一個比較準確的整體把握。

梁啟超

因此，今天分析中國的內外局勢、探索未來發展的戰略與道路，就必須具有完備的歷史眼光，特別是對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危機與挑戰有充分的體認。甚至可以說，具有怎樣的近代史史觀，大體上決定了對中國當前局勢的基本認識。毋庸諱言，今天一些人對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想象與青睞，很大程度上與他們所接受的中國近代史圖景息息相關。

舉例來說，1922年，在回應中國共產黨發表的關于反對帝國主義的宣言時，胡適聲稱：“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于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比如在民初，“外人所以捧袁（即袁世凱），大部分是資本主義者希望和平與治安的表示。我們可以說他短見，但不能說這全是出于惡意。”

在巴黎和會之后，列強又召開了華盛頓會議，“中國的國民外交和美國的輿論竟能使華盛頓會議變成一個援助中國解決一部分中、日問題的機會。”而列強之所以干涉中國內政，是由于“國際投資所以發生問題，正因為投資所在之國不和平，無治安，不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和安全。”所以，“我們現在盡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惡夢。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國家的政治上了軌道，工商業可以自由發展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有了保障了，國家的投資便不發生問題了，資本帝國主義也就不能不在軌道上進行了。”

胡適

正所謂太陽底下無新鮮事，這樣的觀點，在當前不是依然改頭換面地在一些人口中不斷宣揚嗎？只是其中添進了更為新穎、時髦的名詞與概念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