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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僚主義盛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重大政治隱患

有了無產階級政權，才能保障革命成果。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就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10]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強調：“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的利益”。[11]在這樣的指導方針下，新中國確立了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計劃經濟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國家接管了大部分學校、醫院與文化單位，在基層普遍建立了各級黨組織。因此，為了讓社會主義建設蒸蒸日上，人民政府內部必須保持民主的、平等的、富有生氣的政治氛圍，保證國家各個部門能夠有條不紊的運作起來，保證黨和國家的干部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風與極強的工作能力。而高高在上、毫不作為、欺上瞞下、陽奉陰違、享受特權、侵吞財物的官僚主義，正是對破壞人民民主專政、使人民群眾心生怨氣、讓黨和國家遭受重大損失的禍首。

（一）官僚主義會動搖社會主義，導致不正常的干群關系

對于新中國而言，隨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原來戰爭年代的階級矛盾固然已不處于主要地位，但黨和政府各級干部中的官僚主義弊端又有所發展，一些干部漸漸忘掉了在革命戰爭年代中的艱苦奮斗作風與群眾路線，廣大人民群眾同干部以及各級政府不良工作作風之間的新矛盾日益凸現。1956年底至1957年上半年，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多起工人罷工與學生罷課的現象，不少人對黨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以及一些干部在作風上的問題提出頗為尖銳的批評。[12]針對這些現象，毛澤東強調：“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13]

1958年，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為了加快農田水利基本設施的建設，毛澤東領導發動“大躍進”。在親自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毛澤東察覺到了在這場運動當中有可能會因官僚主義，特別是基層單位的官僚作風與形式主義作祟而造成損失。他指出領導干部要到各基層單位中去，“發現那里有些什么規章制度已經限制了群眾的積極性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根據那里的實際情況，通過基層黨委和群眾的鳴放辯論，保存現有規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廢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他警告各級干部：“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14]

老照片中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

但是，隨著這場運動的展開，一些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同志開始出現各種各樣不切實際的想法。比如有人就反復聲稱“吃飯不要錢”與“糧食供給制”已經實現，實現共產主義指日可待。[15]在這樣的風氣下，一些地方干部開始不講真話，向中央虛報數字的官僚主義作風，使廣大農民遭到巨大損失。對此，毛澤東深感焦慮。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他著手進行“糾左”，其中一項主要內容就是批判這些現象。面對“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浮夸風”，毛澤東十分清醒地認識到：“有些虛報是上面壓任務壓出來的，問題的危險性在于我們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報告”。他強調：“鑒于虛夸作假成風，我們對下面送來的報表不能全信”。[16]

另一方面，在直接寫給全國基層干部的“黨內通信”中，毛澤東呼吁：“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17]他還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18]從各種“浮夸風”“共產風”對經濟建設與人民群眾生活造成的重大損失來看，毛澤東所反復強調的全黨上下應力戒官僚主義的各種表現形式，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與發展是多么重要。

（二）官僚主義會導致“基層不牢”

從1960年起，面對一系列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毛澤東開始進一步反思包括“大躍進”運動在內的各項國內政治生活與經濟建設中體現出來的官僚主義弊病，這也是他對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國家問題、制度問題、干部問題的總體思考的重要組成部分。1960年3月，他與林鐵、劉子厚等人談話時指出：“貪污、浪費、官僚主義，有幾個省相當嚴重”，“官僚主義者，就是不同群眾商量，還有打人罵人，強迫命令”。同日，在審批一份文件時，毛澤東寫到：“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19]中國作為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基層治理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基層干部的工作作風與工作能力直接影響著群眾對政府的感觀。如果基層出了問題，特別是官僚作風在基層干部中間蔓延，哪怕中央制定出再好的政策，在落實過程中也會走樣，出現各種各樣偏差，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因此，毛澤東在剖析官僚主義問題時，十分重視地方與基層出現的各種弊病。

事實證明，毛澤東在那一時期的這些批評與擔心絕非無的放矢。1960年，一份山東省上報中央的簡報中寫道：“關于干部作風問題，有些縣有虛報浮夸現象；有些縣、社蓋大禮堂等非生產性建設很普遍；一些社隊吃喝浪費嚴重，個別干部作風惡劣；財貿部門存在一些貪污現象”。[20]1964年12月，楊尚昆在日記中記載了中央工作會議的內容，其中陶鑄指出地方上“工廠小組長、車間主任等掌握大權，為非作惡”。此外，“農村富裕階層和工廠中的特權階層正在形成”，“基層干部沒有剝削的很少”。因此，他強調必須“徹底地反新剝削、新特權層”。[21]1965年，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時任農業機械部部長的陳正人在向薄一波匯報在地方上的工廠進行社教蹲點情況的信中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22]由此可見，毛澤東對于官僚主義對黨和國家的危害的剖析，是十分具有針對性與現實性的。

（三）官僚主義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造成極大危害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對官僚主義問題的剖析，與他對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出現的問題的觀察緊密相離。通過分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得失，他不斷思考中國如何避免重蹈一些社會主義政權曾出現的覆轍。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后，面對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各種不穩定因素，毛澤東主持起草《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系統分析了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各種問題。文章指出：“當革命勝利之后，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已經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階級和政黨的時候，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人員，由于受到官僚主義的多方面的襲擊，就面臨到有可能利用國家機關獨斷獨行、脫離群眾、脫離集體領導、實行命令主義、破壞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的這樣一個很大的危險性”。[23]而在赫魯曉夫當選蘇共最高領導人之后，修正主義開始流行，各種官僚作風與特權思想也隨之而生，嚴重腐蝕著蘇聯的政治和經濟活動。據一群曾留學蘇聯的日本學生描述，“入黨，對蘇聯人來說，是一個人一生取得高職優薪、生活富裕和更高地位的不可少的一項保證條件”。“在蘇聯社會，黨員意味著‘優秀人物’，他們高人一等，處處表現出自我優越感”。[24]這樣的風氣導致蘇共迅速變質，革命理想與優良作風喪失殆盡。他們觀察到：“蘇聯共產黨入黨的標準，就是完全抽去了一個人的思想認識和政治立場。這樣的人入黨之后，慢慢變成黨的領導者，從長遠來看，必然把黨引導到錯誤的方向”。[25]蘇聯社會盛行“物質刺激”，忽視革命理想教育，這導致“龐大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都把國家和世界大事忘記得一干二凈，一心為了肥私囊而精神都變了。現在的蘇聯，貪污納賄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26]

這些現象不斷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在與黨內同志一起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消滅了舊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階級意識形態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27]而官僚主義與特權思想，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最為明顯的表現形式。蘇聯的現狀一直是毛澤東引以為戒的主要對象。毛澤東一直強調蘇聯由于修正主義而導致的官僚作風與特權思想。可以說，蘇聯統治階級的變質給毛澤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讓他不斷思考如何避免在中國出現官僚主義與特權思想，特別是在中央出現修正主義，保證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安定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