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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晚近開始流行的另一種否定中國歷代大一統政治格局的敘事，就是帶有極強解構主義色彩的所謂“地方性”敘事、反國家敘事。柯文在檢討美國漢學研究之時，認為要想形成所謂“中國中心觀”，一個可行之道就是，“把中國從空間上分解為較小的、較易于掌握的單位。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取向并不是以中國為中心，而是以區域、省份或是地方為中心。采取這種做法的主要依據是因為中國的區域性與地方性的變異幅度很大，要想對整體有一個輪廓更加分明、特點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滿足于平淡無味地反映各組成部分間最小公分母——就必須標出這些變異的內容和程度”。(8)

對外國研究者而言，中國歷史悠久、典籍繁復，沒有那種長期生活于此而形成的歷史與現實感，自然難以進入中國的文化情境之中。因此，選取一個切面，或許能夠較為便利地理解中國歷史基本特征。如此這般并無不可。但如果作為中國研究者因為出于對美國的某種文化想象而把柯文此論看作治學要義，遺棄對中國歷史的整體性、全局性把握，甚至認為錢穆所言的大一統格局是歷代史書所“建構”之物，那么恐怕將很難理解中國歷史的一些核心要素。畢竟，“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樣的詩詞能夠傳誦千古，流傳至今，不正說明了在中國歷史文化里，對于何謂治世、何謂道德、何謂良好社會秩序的基本態度么？刻意突出“地方性”，用后現代理論“論證”大一統敘事乃“權力書寫”，這到底是在搞實證研究，還是在搞意識形態話語？

進一步而言，晚近對于大一統歷史敘事更有“沖擊力”的莫過于基于無政府主義立場的反國家理論，其代表人物便是如今在中國圖書市場頗受青睞的斯科特的著作。在他看來，“前現代化國家在許多關鍵方面幾乎近似盲人”，它對于統治疆域內的人口總數、土地狀況知之甚少，缺乏統一的施政標準與度量衡。(9) 而現代國家的最主要特征則是將許多極具差異性的事物“簡單化”，用單一標準去進行統治，導致對所謂“多樣性”與“差異性”的粗暴剪裁。因此，國家的形象自然是負面的：

社會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規模展開社會工程的可行性，而極端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提供了愿望，獨裁的國家則有實現這一愿望的決定權和行動能力，而軟弱的公民社會則提供了等級社會作為其實現的基礎。(10)

在《國家的視角》一書里，斯科特特別批判了十月革命之后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認為此乃列寧根據主觀理念而制定的政治經濟方針，是一種極端的“現代主義”，它通過強制性的權力來推行，忽視了社會實為一個復雜的有機體，因此諸如農業集體化這樣的大規模現代化建設就顯得漏洞百出，代價極大。“除了列寧所高度贊揚的極端現代主義農業的表象外，國家根本不能實現任何目標，其根本原因在于國家強大的能力可以廢除農村生產者的制度、將自己的意愿強加給農民。”(11) 雖然作者聲稱：“我反對特定的某一類國家，并不表明我主張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和米爾頓?弗里德曼所推動的政治上自由的市場協作”，(12) 但是不難想象，既然作者對蘇聯的經濟建設大加抨擊，那么一定會引起不少有心之士歡呼雀躍，將作者對于國家的否定拿來套用在論述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當中。或許是感覺到了自己的觀點在中國將引起某一類人的重視，作者專門對中國讀者寫道：

我最近發現，《水滸傳》中充滿了真知灼見，它表明在國家的壓迫下，人跡罕至的山地如何成為人們避難和復興的場所。這一經驗在很多方面也適用于我所研究的東南亞大陸山地與河谷之間的關系。(13)

多么有趣的論調！作者也許并不知道，《水滸傳》里的諸好漢之所以聚義梁山，是因為他們受到貪官污吏、地方豪強不同程度的迫害，因此才選擇“落草為寇”。而梁山泊的旗幟“替天行道”，表明他們并非是為了逃避國家機器，避秦于人跡罕至之地，而是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用另一種方式來除暴安良，維系政治上的正統。換言之，他們的所作所為依然是為了讓朝廷變得更好，于是才有后來的接受招安，替北宋王朝東征西討。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認為《水滸傳》給后人的教訓就是“投降”，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更有甚者，梁山泊內部也有頗為明確的政治與軍事分工，所謂的“英雄排座次”就顯示出某種政治秩序與權力等級的存在。總之，要么是斯科特根本沒有仔細讀過《水滸傳》，要么是他的知識積累還無法理解這部偉大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換言之，他很可能并不怎么了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在這樣的情形下，把他對國家的理解套用到中國問題研究當中，豈非咄咄怪事？

《水滸傳》劇照

因此，在思考中國歷史與現實問題時，如何理解大一統國家的意義，恐怕還是得從中國歷史自身的脈絡中展開。張光直指出，政治文明的高度發達是中國上古歷史演進的主要特色。“在中國古代，財富的積累主要是通過政治手段，而不是通過技術手段或貿易手段。所以中國文明產生中的許多新成分是人與人之間關系變化的結果。”“經過巫術進行天地人神的溝通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溝通手段的獨占是中國古代階級社會的一個主要現象；促成階級社會中溝通手段獨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與人關系的變化；中國古代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過程中主要的變化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而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變化，即技術上的變化，則是次要的。”(14) 所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宏觀層面來講，就必須涉及政治組織、社會分工、權力分配，中央權威的重要性也就隨之凸現出來。張光直甚至認為，世界上古文明的演進有兩種路徑，一種是“世界式”或“非西方式”的，主要代表就是中國，另一種則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主要特點是連續性，即從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的過程里，許多文化與社會成分延續下來，成為政治文明一以貫之的要素。后者則由于技術、貿易等新因素的出現而造成對既有系統的突破。(15) 如若此論可以成立的話，中國古代的國家傳統在人類文明演進史的意義不可低估，而其中的統治疆域不斷擴大、組織方式不斷理性化，更應該是認識中國古代政治史的主要切入點。

此外，秦代形成了大一統的郡縣制國家。漢承秦制，延續了這份政治遺產。大一統國家對中國歷史而言，意義遠不止于政治層面。許倬云認為，從漢代開始，中國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開始大規模出現，并日漸成熟。在這一過程中，“影響最深遠的，還是漢朝政府發展一個繁榮的農業，為官僚制帝國奠定基礎的持續努力”。(16) 其結果是，不但農業生產水平不斷提高，耕作技術越發成熟，而且形成了“一個農業社會，但卻是重商性的農業社會。它將個體農民編織進了一個龐大的經濟網絡里。這種格局與普遍所認為的那種由無數分散的、孤立的、自給自足的農戶細胞所構成的古代中國農業社會的圖景相去甚遠”。在這其中，“活躍的交易是以政治秩序的穩定為依托的。在國家統一、道路通暢、旅途安全的時候，區域間的專門化生產會促使村落里的個體農民參加到巨大的市場網絡中去”。(17) 可以說，中國古代經濟格局的形成、中國社會保持基本穩定、人口與經濟增長得以持續，都離不開統一的政治秩序。而帶有所謂“地方性”的社會經濟模式，也離不開全國范圍內的生產與交換網絡。總之，“這一現象，也使得帝國體制在經濟層面籠罩全國，使政治與經濟彼此輔翼，發揮了強大凝固力。中國歷史上，這一全國相互依賴的經濟網絡，即使在國家分裂時，還能發揮經濟一體的功能；中國常常分裂，然而分久必合，就是因經濟上的互依，創造了促成國家復合的契機”。(18)

就此而言，在研究中國歷史時，不是要不要講大一統敘事，要不要強調國家的重要性，而是思考如何講好大一統敘事，如何全面地認識國家的作用。在說明《中國通史教程》的編撰思路時，姜義華特別指出：

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過程還表明，國家既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同時又是進行社會控制與社會協調的有效體系，是社會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正因為如此，作為國家形態的中國形成與發展的過程表明，歷史的中國盡管經常為剝削階級所控制，但是除去維護剝削者的特殊利益外，它存在的合法性真正基礎是要建立共同秩序，為已經社會化的人群提供公共服務，處理共同事務，在社會物質生產、精神生產以及人們生活實際中，對紛繁復雜的經常相互沖突的各方有效地進行社會控制和社會協調，有力地提供社會安全與社會穩定的保障。除去政策上的措施外，其活力更源于制度上的、體制上的、機制上的一系列具有原創性的貢獻。(19)

如果說此乃國家本身所體現出來的意義的話，那么對于中國歷史而言，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形成了幅員廣闊的統一國家，其后，縱使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分裂割據，卻未能改變追求與維護國家統一這一強固傳統。近代以來，中國雖屢遭列強侵凌割據，經歷一次又一次瓜分風潮與國土淪喪，但經過全民族不屈不撓的抗爭，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國又不可動搖地重新屹立于世界的東方”。(20) 在這里，值得進一步進行探討的，或許就是為何中國的國家疆域能夠“幅 員廣闊”，它是如何維系的？分裂割據為何在中國歷史流變中不具備政治與文化合法性？而近代中國人對帝國主義者展開“不屈不撓”抗爭的內在精神動力又在哪里？

《中華文明的經脈》書影

在《中華文明的經脈》一書里，作者對于這些問題進行了更為詳盡且全面的思考。首先，針對近代以來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各種批判，作者指出：“中國之所以能長時間處于大一統格局下，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有一整套的制度建設，形成了以郡縣制為中心的官僚治國體系。從漢代選舉賢良孝廉，到隋、唐推行科舉制，它的核心是從社會各階層中選拔出精英，由他們變成職業官員，負責國家治理”。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得‘公天下’從理想變成了現實，把國家變成了‘公器’，由選拔出來的精英負責國家治理”。(21)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人們常把“公天下” 簡單理解為最高統治者的繼承規則是“傳子”抑或“傳賢”，但如果從政治秩序是否能良好運作的角度來看，正如亨廷頓所言，“復雜社會共同體的發展水平取決于其自身政治機構的力量和廣度”，因此，“隨著社會成員不斷增多，結構日趨復雜，活動就越發多樣化，要想建立并維系一個高水平的共同體就更需依賴于政治機構”。“在復雜社會里，只有政治行為才能造就共同體， 也只有政治機構才能維系它”。(22) 中國古代的政治設計，能夠不斷吸納各地的賢良之士進入政治組織當中，并用國家的力量去推行統一的文字、觀念、倫理，使一種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讓相距萬里之遙的人們具有基本相同的政治與文化認同，進而保證了大多數人能夠較為安定地生活、勞動、交往、繁衍。就此而言，中國秦漢以降的郡縣制、官僚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種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