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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權的“無為”，恰恰是豪紳地主等剝削階級的“有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蔣介石為了顯示自己繼承孫中山的衣缽，特意把中山、江寧、蘭溪作為所謂“模范縣”與“試驗縣”，要在那里實現三民主義，但結果卻是除了一些表面文章之外，沒有任何實質的改變，徒勞浪費了大量經費。更有甚者，蔣介石打算在自以為統治基礎頗為牢靠的浙江實現孫中山學說中的“耕者有其田”，但卻遭到地方豪紳的強烈反對，一些地方公務人員甚至被前者殺害，最終只能放棄關于減租的法令，與前者進行妥協。

地方上、基層上如此，中央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去。眾所周知，國民黨政權有有兩大痼疾，一為無休止的派系爭斗，一為十分明顯的官僚作風。前者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從未停止，先是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等黨國大佬之間的爭權奪利，之后又把閻錫山、李宗仁、張學良等地方軍閥牽扯進來。在蔣介石基本控制局面后，其內部的黃埔系、CC系、政學系又開始縱橫捭闔，你爭我奪。而蔣介石也希望看到手下之間彼此爭斗，好便于控制。抗戰期間，“太子”蔣經國開始崛起，形成新的派系，而新成立的“三青團”也頻頻試圖分割黨的權力。一部民國政治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派系斗爭史。其代價就是，許多必須進行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就這樣被耽擱下來，甚至成為派系爭斗的工具或籌碼。

▲蔣介石與蔣經國

民國政治的官僚作風更是當時許多人的批評對象。政治公文里的“等因奉此”幾乎成為民國時期官員形象的代名詞。不少機關既缺乏能嚴格執行的規章制度，又沒有良好的政治風氣。貪污、無能、顢頇、推諉，幾乎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主要標簽。曾擔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在日記中記載，抗戰初期，國難當頭，許多逃亡至后方的國民黨官員依然醉生夢死，流連于醇酒婦人。重慶時期，經濟困難，民不聊生，但這些官員的宴席、牌局卻未見減少，不少人還趁著亂世大行風流倜儻之事。如此品格，怎能承擔時代所賦予的任務。

此外，以學者身份從政的蔣廷黻則認為當時的政治風氣是每個人都很在意處理文件，至于一件工作是否做了，做得是否好卻很少人關注。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公文的遣詞用字是否準確得當，繕寫的字體是否秀麗，印章蓋得是否端正。許多公務員認為，“一旦把公文寫好，工作就完成了”。至于國民黨官僚的貪污習性，這在抗戰勝利后的接收中顯現得尤為明顯，成為國民黨徹底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實，國民黨內部并非沒有人認識到這些問題。1927年之后，國民黨內一批具有一定左翼思想的人組成一個名曰“改組派”的政治團體。他們希望國民黨在政治上、意識形態上能回歸1924年改組時期的面貌。“改組派”的主要理論家施存統如是描述清黨之后的國民黨：

現在呢，民國十三年改組的精神，差不多丟得干干凈凈了！當年總理苦心孤詣改組國民黨的精神，差不多忘記完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決議案，差不多也沒有人去理會了！因為忙著清共分共的關系竟把自己底革命立場也拋到九霄云外去了！稍為左傾的革命分子，都被目為共產黨或所謂準共產黨了！一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新舊軍閥投機腐化分子，都搖身一變而為總理最忠實的信徒了！國民黨的招牌差不多完全變成少數軍人的私有品了……想不到總理十三年辛苦改組的國民黨，竟落到今日如此的結果。

曾經的革命政黨，其退化之快、“變色”之徹底，頗讓人瞠目結舌。如果說施存統的批評是針對1927年的清黨行為的話，那么在抗戰時期曾經在延安擔任聯絡參謀的徐復觀，1944年在一篇寫蔣介石的報告中則指出國民黨由于長期的官僚做派，已經嚴重脫離群眾：

黨團為國家民族之大動脈，新血輪。若僅及半身而止，則必成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現象，中央有黨團，至省而實際效能已減，至縣則僅有虛名，縣以下更渺然無形無影；是黨團組織，乃半身不遂之組織；黨團之活動，亦成為半身不遂之活動。故奸偽可以控制社會，會門可以控制社會，土劣可以控制社會，迷信團體可以控制社會，而本黨團反不能以獨力控制社會。此其故，在本黨黨員團員之成份，僅以知識分子為對象，于是黨團之組織，亦自然僅以上層為對象。歷史上，必書生與農民相結合（如譚、戚、曾、左之兵），都市與農村相結合，始能發生真正之力量，造成鞏固之基礎。社會進步，今日之書生與農民（包括其他勞動者），不僅應以官民、官兵之關系結合；且須以同志之關系相結合。能先以同志之關系相結合，則進而以官民、官兵等關系相結合，乃能膠漆無間，而不至發生反撥作用。且必須能與農民以同志關系相結合之書生，乃為真正有用之書生，否則為百無一用之書生，甚且為敲脂吸血之書生。故本黨今后組織之方向，必須為書生與農民之結合，以書生黨員領導農民黨員。于是黨之組織乃能深入農村，黨部乃有事可做。

▲施存統  徐復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