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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與二二八悲劇

那么，從林書揚論臺灣二二八悲劇源頭的三個方面來看當今臺北的“轉型正義”，至少在理論上應該往健全政治、去殖民化和反戰這三個方向發展才是。然而2016下半年以來，臺北年金改革的片面性、清算對手黨產的私斗本質、開放核災食品與美豬入臺的粗暴蠻橫、處理勞工七天假的欺罔虛偽、操弄同性婚姻議題的政治考量、沾沾自喜于美日臺熱線和“正名”等作為，讓人看到的是政治失能而對立、扈從美日新殖民主義、高調宣揚美日臺軍武合作等相反方向的勢頭，明顯走向二二八悲劇之源的延伸與強化。

也就是說，“轉型正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制度上，讓人看不出是對二二八悲劇之源的揚棄，反而是階級矛盾惡化的再制。這不得不使人思考，自上世紀末以來挾著二二八歷史建構效益而掌權的新興勢力，究竟是“轉型正義”的天使？還是體質殘暴與脆弱的第二個魔鬼？更重要的是，二二八這個長年隱伏于臺灣社會的動蕩因子，是否會接受魔鬼的召喚而再度成為摧殘臺灣社會的異形？

畢竟，歷史建構與社會現實，以及其中的社會權力是緊密相關的，掌權者需要有利于己的社會詮釋和歷史建構。【11】換句話說，過去“官逼民反”不符合二二八主流歷史解釋的原因，是它冒犯或抵觸了掌權者建構有利于己的社會情境和現實需要。也就是說，用族群、省籍，以及相應的統/獨、中/臺等對立概念來解釋二二八，比較有利于選舉動員、資源分配和人群的位階認同。因而可以說，這些相互對立的歷史和社會話語，是為權力支配階級而服務的政治性概念。

用林書揚的話來說，則是一樁本屬于民族與國家的悲劇，由于“省籍”與“階級”的混淆，而造成悲劇的深化。在這方面來看，“二二八事件以后的臺灣社會，是背負著二二八的陰影，一直往民族的不幸內部對抗的深刻化方向走去的。”【12】

2016年12月10日，臺北“林書揚的文論與實踐紀念研討會”

歷史記憶“場”錯位與“奴化說”的人為異變

《如何》一文提出兩個“場”──“（陸對臺日）奴化-加害記憶之場”與“（臺陸雙方）犧牲-受害記憶之場”的錯位，才是二二八事件前后，省內外人士關于“奴化說”認知矛盾和糾結的由來。【13】

《如何》認為戰后國共或左右雙方簡單地突出民族主義話語，使得日殖時期所遺留的文化，以及“世界化”、“中國化”與“皇民化”的思辨銷聲匿跡。省內外人士通過思辨以建立“脈絡的共通”的可能性，因二二八事件后民族主義話語的突出而中挫，從而導致前述的“場”錯位未能被有效克服。因此，《如何》提出克服這種“場”錯位而來的記憶分歧，重建因二二八事件而中挫的“脈絡的共同”，作為改善的方向。【14】

那么，關鍵就是如何在不同歷史記憶的人群當中，建立共同的對話空間。而其問題是，這空間是建置在什么樣的社會情境？以及什么樣的權力結構當中？當臺灣社會還沒有像林書揚這樣宏觀審視二二八事件的集體理性，當二二八的歷史建構仍然是為“兩岸分斷”體制服務時，這樣的對話空間是不是“場”錯位的延伸而已？畢竟，“奴化說”的背景，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殘余＋對日抗戰后高揚民族主義的政權”，對上一個“分斷50年的前殖民地”的時代架構。

試看今天大陸網民普遍說“臺灣人都想獨立”，背景是戰后美日對臺灣的“新殖民地主義支配”【15】；這和上世紀中葉國府官員說“本省人完全奴化了”，【16】背景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臺灣的殖民地支配，就像是異曲同工的歷史重復。如果我們認為那是大陸對臺灣的集體偏見，那么這種結構性偏見的共同背景，就是長期的“兩岸分斷”使然。百余年來在新舊殖民主義介入臺海的背景下，中國兩岸記憶場域的“錯位”，因而成為“兩岸分斷”歷史發展的“合理性”，至今支配著臺灣內部以及兩岸民眾之間心理上的矛盾。

比如十四年抗戰史觀，往前推進到“九一八事變”，這對于大陸的記憶場域來說是順理成章；而在臺灣的記憶場域中，那是日殖時代的“霧社事件”前后。但如果用“帝國主義世紀”的概念來詮釋，就能以中華民族為共同的記憶主體，明白日殖當局自19世紀末以來因應對華侵略的需要，而對占領區全面實施同化政策（實質是奴化政策）的相同路徑。從而理解“九一八事變”和“霧社事件”、東北抗日聯軍和霧社原住民、日殖滿州和日殖臺灣，是榮辱與共、存亡攸關的民族共同體的部分，有著共同的歷史遭遇和命運。只是，這種中華民族反殖歷史的集體共識與反殖意識的全面恢復，有待“兩岸分斷體制”的超克。

客家籍的臺灣史學者戴國輝讀初三時，曾親歷二二八事變。他在臺北遇到頭綁白布巾的流氓們學著日本人口氣罵“支那人”、“清國奴”，并到處找外省人毆打泄憤，包括小學學童也不能倖免。當時戴國輝被逼唱日本國歌，證明自己是“本省人”才躲過一劫，【17】這無疑是外力影響下的民族悲劇。所以，二二八期間投入武裝斗爭的陳明忠說：“二二八的元兇是帝國主義！”【18】那么，延伸甚至加劇這種“錯位”記憶與對話矛盾的人，則是帝國主義的幫兇，無論自覺或不自覺、在朝或在野、大陸或臺灣。

然而，恰恰是這種“錯位”，存在某種權力運作所需要的“秩序”空間。也就是說，“中國加害/臺灣受害記憶場域”的主流解釋或集體印象，其實是人為建構的結果。

《如何》認為“奴化說”是兩個“傷害場域”的記憶“錯位”使然，但問題出在：記憶“錯位”正是臺灣官方建構權力“秩序”的結果。在這種政治秩序和歷史建構之下，無論是“奴化-加害記憶之場”，還是“犧牲-受害記憶之場”，其建構者（元兇）──“日本帝國主義”，被巧妙地置換成“中國（中共）霸權”，以及在島內與“中國印象”相聯繫的所有人物，比如外省人。這也許不是歷史真實，但它是政治需要，從而成為歷史詮釋中的“事實”。【19】2016年端午節曝光的洪素珠辱罵外省老人事件，【20】其實是這種政治秩序和歷史建構下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