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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韋斯從政伊始就自視為“革命者”，希望重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體制基礎。他深信，“只有一場革命”才能夠使委內瑞拉走出危機，并將自己改造國家的事業稱為“玻利瓦爾革命”（Revolución Bolivariana）。

2005年，查韋斯在參加第5屆世界社會論壇時指出：“資本主義無法從內部實現自我超越，超越資本主義的道路在于真正的社會主義、平等和正義。”這一講話意味著查韋斯在執政6年之后，首次明確把玻利瓦爾革命的方向確定為社會主義。此后，他明確提出，委內瑞拉要大力建設“21世紀社會主義”。

2009年1月28日，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在阿根廷足球明星馬拉多納旁講話視覺中國

“玻利瓦爾革命”首先是一場政治革命，謀求改變國家治理模式、打破傳統精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其次也是一場社會的和經濟的革命，謀求創造一種“社會經濟”，以滿足下層民眾的訴求為主要目標，打破不平等的石油收入分配模式。同時，這場革命還是一場社會心理、文化觀念的革命，要讓那些受到壓迫或邊緣化的群體成為國家的主人。

在對外關系領域，“玻利瓦爾革命”使委內瑞拉的外交重心從南北合作轉變為南南合作，反對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和霸權主義，支持世界多極化和地區一體化。

“玻利瓦爾革命”帶給現狀劇烈的沖擊。查韋斯力圖打破傳統精英集團對政治經濟權力的壟斷，使下層民眾在各國領域發揮新的作用，也就引發民意的兩極分化和不同政治集團的對抗。查韋斯政府在施政過程中的局限性進一步加劇國內形勢的復雜性。總體而言，政府在提高國家創造財富能力方面存在明顯不足，國家沒有在非石油生產領域取得顯著突破，主要財政收入來源依然是石油出口收入。

政府的經濟社會政策強調滿足國內消費需求，而非集中精力搞建設。一些公共政策產生明顯的負面效應。例如，政府一直堅持僵化的汽車燃料價格補貼政策，導致該國的汽柴油價格都處于世界上最低同類價格行列。這種做法不但使政府背負沉重的財政負擔，也難以使下層民眾真正從中受益（因為他們擁有汽車的數量遠不及中上階層）。

百年石油國家的轉型

委內瑞拉是最早獨立的西屬美洲殖民地之一。獨立后，該國依賴農產品（例如咖啡和可可）出口維持經濟運轉；至20世紀初，是人口密度最低的拉美國家之一，絕大多數人口在農村生活，大多數地區處于孤立分離狀態。

石油的大規模商業開發成為委內瑞拉發展進程的一道分水嶺。憑借巨大的石油儲量和優越的開采條件，委內瑞拉在20世紀初崛起為世界主要石油生產國和出口國。在石油開發的推動下，該國形成長時間、結構性的經濟社會轉型，也就是所謂的“石油化”。石油比其他任何因素更深刻地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心理。

在經濟領域，委內瑞拉從農業經濟體轉變為礦業經濟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躋身世界主要石油出國行列。石油成為該國主要出口產品，石油收入成為最重要的出口收入和財政收入來源。石油財富帶給這個國家前所未有的的繁榮。

在石油獲得大規模商業開發之前，委內瑞拉是最貧困、最缺少經濟活力的拉美國家之一；隨著石油開發的到來，該國經濟實現快速而持續的增長。至1970年，一躍而為最富有的拉美國家，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西班牙、希臘和以色列。

在政治領域，委內瑞拉一度成為拉美、乃至第三世界的“民主櫥窗”。在1958年之前，它是民主化水平最低的拉美國家之一；在1958年恢復民主體制之后，它的體制建設成就受到普遍稱贊。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軍事政變浪潮席卷南美洲，該國卻繼續保持民主體制的穩定運轉。同時，左派游擊戰很快受到抑制，沒有波及大多數委內瑞拉國民的生活。

石油國有化在1976年實現，委內瑞拉國內的樂觀主義情緒隨之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20世紀70年代，該國坐享石油暴利收入，失業率處于低位；產業投資預示著經濟結構走向多元化。許多人相信，委內瑞拉正在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

1958年以來的30多年間，“委內瑞拉例外論”流行一時。巨額的石油財富，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民主政治的建立，強有力的政黨，持續的政治穩定，受到控制的軍隊，這些現象都在強化以下看法：委內瑞拉已經解決許多困擾其他拉美國家的問題或是免于出現此類問題。在研究者看來，委內瑞拉是一個實現漸進發展的教科書式案例，發展中國家走向民主的唯一道路可能就是效仿委內瑞拉。

那么，委內瑞拉真的是一個“例外”嗎？許多情況表明，石油財富至少在經濟領域沒有給這個國家帶來實質意義的改變。

石油財富沒有拓寬委內瑞拉的經濟基礎。從高度依賴可可，到高度依賴咖啡，再到高度依賴石油，該國始終沒有擺脫單一經濟的基本格局。委內瑞拉作為一個石油資源富集國，不可避免地走上食利發展道路。食利國家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主要收入的外部性。至20世紀30年代，石油出口額已經占該國出口額的80%；從1933年至1985年，這一比重超過90%；在1976年石油國有化之后，這一比重一度達到95%。這種外部性使該國暴露在世界市場石油價格波動帶來的沖擊之下。

石油財富也沒有改變委內瑞拉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它仍然處于世界經濟的外圍，只是從農產品提供者轉變為能源產品提供者。在石油的帶動下，它以一種不均衡的方式融入全球地緣政治和全球資本主義市場，不斷承受國際市場波動帶來的沖擊，經濟的大起大落成為常態。獨立以來，它的經濟始終高度依賴外國資本和技術，石油開發同樣是在外國資金和技術的推動下進行。

外國石油公司在進入該國之后，通過塑造國際石油市場和有利于己的國內市場條件，影響該國政治領導人，改變該國的產權法，實際上限制了它的國家主權。

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的生產設備和工人央視新聞客戶端

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之中寫道：除委內瑞拉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向資本主義世界提供過如此多的產品；外國石油公司從委內瑞拉這只巨大“奶牛”身上榨取的利潤如此之高，只有過去的奴隸販子和海盜可以與其媲美。

委內瑞拉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一再出現的劇烈經濟波動表明，以石油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失效，石油價格上漲僅僅可以緩和壓力而非解決問題，與石油財富相聯系的政治-社會模式不再可持續。

在經歷石油帶來的興衰之后，委內瑞拉人看待石油的心情變得越來越復雜。胡安·巴勃羅·佩雷斯·阿方索（Juan Pablo Pérez Alfonzo)曾任委內瑞拉石油能源部長，親手參與創建歐佩克（OPEC），最深切感受到石油帶給國家的利弊。他曾憂心忡忡地指出，這個國家無可遏制地陷入這種“魔鬼的排泄物”之中。

委內瑞拉知識界代表人物烏斯拉爾·彼得里（Arturo Uslar Pietri）在20世紀80年代末則發出這樣的感嘆：委內瑞拉人必須從不知命運終點何在的漫長迷夢中醒來，去工作，去生產，去依照一條成功民族曾走過的艱難道路前行。

查韋斯和玻利瓦爾革命被賦予的一項使命是為國家探索一條“后石油發展道路”。然而，擺脫石油依賴、改變國家發展軌跡的前進之路注定是艱辛曲折的。在這場革命到來之前的制度結構制約著未來的選擇，歷史慣性持續發揮作用，破除這種慣性的政治經濟探索也必定是代價高昂的。委內瑞拉在當下經歷的動蕩正是這種艱辛曲折的再次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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