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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迦陵】

10月7日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后，以色列輿論群情激憤，內塔尼亞胡也對加沙祭出了猛烈攻勢。只是推進加沙并沒有想象中容易，以軍當然能對平民造成慘重傷亡，但血腥的城市戰泥淖、隨之而來的輿論譴責，都讓政府面臨了政治挑戰。

如今內塔尼亞胡要打兩場戰爭：一場是針對加沙的哈馬斯，一場是針對自己的政治前途。

沖突之初，以色列政壇一掃四年五次大選的混亂，反對黨紛紛對內塔尼亞胡表達了支持，擁有未來黨（Yesh Atid）主席拉皮德、民族團結黨（National Unity）主席甘茨、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Yisrael Beiteinu）主席利伯曼、工黨（Israeli Labor Party）主席米凱利等，更是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會全力支持以色列國防軍與政府，“在這樣的時期，以色列沒有反對派。”

但前述團結只是表面和氣。戰時內閣（又稱緊急團結政府）雖在10月12日宣布成立，但伴隨戰斗開展、輿論檢討，內塔尼亞胡面臨了來自拉皮德的攻訐，其民調也持續低迷，甘茨的威望則持續上升。

從左至右，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總理內塔尼亞胡、民族團結主席本尼·甘茨在當地時間2023年10月11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以色列成立國家緊急政府

根據以色列《馬里夫報》（Maariv）在10月20日所公布民調，有80%的受訪者認為，內塔尼亞胡要承擔這次沖突的責任，只有8%的受訪者認為內塔尼亞胡不用負責；即便在2022年投票支持利庫德集團的選民中，也有69%認為內塔尼亞胡有責任。另外在“是否適任總理”的問題上，甘茨的支持率上升為48%，內塔尼亞胡的支持率則只有28%。

而面對民調低迷，內塔尼亞胡顯然深感危機，想借“救回人質”重整威望，所以接受了美國、卡塔爾、埃及斡旋，在11月22日批準為期4天的休戰協議，與哈馬斯進行換囚，并且同意人道主義、醫療援助和燃料物資進入加沙。之后在卡塔爾爭取下，休戰不斷延長，只是戰斗最后又在12月1日復燃。

局面發展到這里，“如何挽回民意”就與“如何在加沙收場”一樣，是令內塔尼亞胡頭痛的難題。

內塔尼亞胡的衰弱與政爭

回顧內塔尼亞胡崛起之初，巴以問題是最主要的民意板塊。1996年，以色列舉行首次總理直選，當時距離1993年《奧斯陸協議》簽署不過3年，以色列工黨與左翼卻已大失民心：巴以和平沒有真正落實，簽署協議的拉賓也在1995年遇刺身亡。飽受恐襲的以色列社會開始懷念右翼，46歲的內塔尼亞胡于是以利庫德集團黨魁身份參選，挑戰出身工黨的總理西蒙·佩雷斯。

選戰當中，內塔尼亞胡高喊“要一個安全的和平”，西蒙·佩雷斯的支持度卻因哈馬斯的持續恐襲而下降，最終只能敗下陣來。但內塔尼亞胡執政后，同樣在難解的巴以問題上左右為難：左翼指責內塔尼亞胡拖延了和平談判，右翼則因政府在希伯倫問題上對巴勒斯坦人讓步、與阿拉法特進行談判而不滿，最后內塔尼亞胡又爆發貪腐與婚外情疑云，在1999年狼狽敗給了工黨的埃胡德·巴拉克，暫時退出政壇。

2003年，內塔尼亞胡以財政部長的身份重返政壇，并于2009再次當選以色列總理，開始了長達12年的執政。在這段期間，經濟建樹、巴以問題便是內塔尼亞胡維持高民意支持的兩大支柱。

首先是經濟建樹。2000年代初，以色列經濟受全球網絡泡沫沖擊，不少新創公司直接破產；2000年爆發的第二次大起義，更是重創以色列的投資與旅游業，并且直接增加了數十億美元的安全成本。為了重振經濟，以色列開始探索東南亞國家在內的新興市場，并且持續投資科技，終于等到了網絡泡沫的觸底反彈，高失業率也逐漸緩和，最后在內塔尼亞胡接手的2009年實現了GDP 的正增長，前者也更有余裕推動經濟的自由化。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數據，從2009年至新冠疫情爆發的2020年，以色列的人均GDP從27,500美元上升到了43,689美元，增幅多達60%，位居全球排名前20，是內塔尼亞胡引以為傲的政績。基本上在這個時期，以色列自認是世界級的軍事、政治和技術強國，而這種意識也有現實的基礎來支撐：高科技產業推動了經濟成長，實現了技術突破，讓以色列可以用相關優勢發展外交，包括與周遭阿拉伯國家的關系正常化，也可以加強自己的軍事與情報能力。

2009年至2020年間以色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變化

而這也可以和內塔尼亞胡同樣自豪的另一個政績相連結，也就是針對巴以問題打出的國家安全牌。2009年內塔尼亞胡執政后，便公開承諾不會重復從加沙單方撤軍的“錯誤”，因為“單方撤軍既沒有帶來和平，也沒有帶來安全”。此后哈馬斯與以色列爆發不少沖突，內塔尼亞胡不僅提高了各安全部門的反恐預算，也將科技優勢用于軍事需求，例如在邊境部署偵測加沙動向的監視系統，各種雷達數組、傳感器與無人武器等。

所以基本上，加沙沖突雖在內塔尼亞胡任內頻頻出現，多數以色列民眾卻沒有強大的恐慌感，因為沖突很大程度被鎖在了加沙走廊，就像哈馬斯的火箭也大多被鐵穹攔截一般，大部分的哈馬斯襲擊計劃，都能被提早防范與破獲，即便有平民流血、哀鴻遍野，那也是發生在“遙遠的加沙”，流的也多是巴勒斯坦人的血。對希望寧靜生活的以色列民眾來說，他們當然滿意內塔尼亞胡的安全政績。

因此，內塔尼亞胡在很長一段時間，就是以色列崛起與強大的代表，也是毋庸置疑的全民領袖。在經濟領域，他帶領以色列經濟持續成長、科技蓬勃發展；在安全領域，多數民眾沒有感受到恐襲的威脅，且內塔尼亞胡還實現了與部分阿拉伯國家的歷史性和解，因此被認為是唯一能確保以色列強大、又能睦鄰的政治人物。

但這樣的光環最后還是褪色了，經濟便是倒下的第一塊骨牌。以色列的經濟數據確實亮眼，但民眾的生活壓力卻越來越大，關鍵就是生活成本的持續上升。根據2019年以色列議會信息和研究中心公布的數據，以色列的食品生活成本比OECD國家高出25%，乳制品和雞蛋則高出近70%，家居用品和電器平均高出34%，交通成本高出30%，餐廳和旅館高出29%，醫療費用支出高出20%，文化和娛樂活動支出高出18%。

另外根據Numbeo數據庫，以色列的燃油價格位居全球第四，新車價格位居全球第五。據以色列中央統計局物價指數，過去十年以色列房價幾乎翻了一倍，住房費用占家庭總支出的34.3%，歐盟的比例只有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