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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2016年前往伊朗時亦觀察到，在相對農村的區域，確實還有許多婦女穿著黑色斗篷，且未露出發絲；但在伊斯法罕、德黑蘭等大城中，年輕一代的城市中產已多用彩色頭巾，包得松垮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且幾乎不避諱露出頭發，劉海是最普遍區域，發尾則帶有挑戰禁忌的意味。

當時，一位當地男青年便如此向筆者介紹這代伊朗城市婦女衣著，“頭巾只是綁在頭上的布，不是遮掩頭發的枷鎖”。

受世俗化力道影響的議題不僅是頭巾。總部位于荷蘭的伊朗態度分析和衡量小組（GAMAAN）2020年調查報告顯示，在其50,000多名受訪者中（其中90%的人居住在伊朗），有68%的人同意政教分離，認為宗教教規不該用法律強制執行；有72%的人反對以法律強制女性佩戴頭巾；有43%的人表示任何宗教都不應該有在公共場合傳教的權利；雖說伊朗禁酒，但有35%的人偶爾或經常飲酒。

此外，在經濟與階級議題上，神權政府引發的對立與仇恨同樣不可小覷?；蛟S在全球反西方輿論場看來，伊朗帶有某種反帝的浪漫色彩，站在對抗美國霸權的前線；但就其國內現況而言，不論神權政府喊出的反帝口號多么響亮、正當，教士與伊斯蘭革命衛隊成為新特權階級乃是不爭事實，革命衛隊尤其壟斷伊朗內部諸多產業，在苦于西方制裁的底層百姓眼中，甚至將其視為吸吮民脂民膏的權貴集團，青年對此現象尤其不耐。

筆者曾在伊朗與當地年輕一代交談時注意到，面對西方制裁重壓，有很大一部分城市青年出于對宗教法規的厭惡、對社會不平等的憤怒、對國家被孤立的悲哀，由衷憎恨“竊占1979年革命成果”的神權政府，并對“生在被全球鄙視的保守國家”一事感到自卑。

如此情結，導致這些年輕人在諸多政治議題上，不愿站在本國神權政府一方，反而視西方國家為解放者，期望能借內外齊力施壓，讓神權政府早日崩解。

即便面對西方制裁的赤裸惡意，他們也能自我說服，“若非宗教勢力竊占革命、成為流氓政權，伊朗怎會被國際制裁？”

綜觀伊朗近年騷亂，不論是此次源于頭巾取締的全國示威，或是2019年11月因燃油價格暴漲而生的全境騷亂，伊朗示威群眾最終都喊出了“推翻神權政府”的口號。

街頭的無序怒火看似隨機，其實暴露了當代伊朗政治的沉重困境：在經濟困境短期難解、特權階級明顯存在、青年一代普遍厭惡宗教教條的現實下，神權體制如何前行？

而對此現象，神權政府并非毫無感知。例如伊朗前教育部長穆罕默德·巴泰（Mohammad Bathai）便在近期接受伊媒采訪時表示，“教育體系的混亂造就了這代憤怒青年”，并稱若不改革“教育方面弱點”，青年大規模參與反政府示威的事件將不斷發生。

如此說法雖然只是提到一個層面，但體現了神權政府對青年集體疏離、甚至反宗教的擔憂。與平息騷亂相比，如何挽回一代青年，是神權政府更艱難的長期挑戰。

當地時間2019年11月16日，伊朗宣布上調燃油價格后不久，多個城市爆發抗議活動。圖自央視

伊朗“顏色革命”困境何在

當然，從國際博弈的角度來看，伊朗民間對神權政府的離心，并非純然獨立的政治文化現象，也與伊朗身陷輿論被動有關。

長年以來，頭巾、世俗化、人權等符碼，皆是西方媒體用以狙擊伊朗神權政府的話語支點，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其內部的反政府思潮。

簡言之，1979年以降的伊斯蘭革命話語，確實難敵西方自由主義的持續滲透，尤其是在互聯網崛起的年代。

因此，有不少輿論在觀察此次伊朗示威上，會傾向以“顏色革命”的框架解釋一切，認為這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一手煽動的騷亂，意在顛覆神權政府。

但平心而論，若從長期輿論戰的視角來看，這般敘事有一定合理性，畢竟西方確實樂見神權政府垮臺、期望“波斯之春”發生，也確實持續通過媒體、學術的話語霸權圍攻伊朗。然而，如果與烏克蘭、中亞等前蘇聯空間發生的典型“顏色革命”事件相較，伊朗的案例并不是那么成功。

從烏克蘭、格魯吉亞甚至“阿拉伯之春”來看，“顏色革命”一般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該國必須先爆發某種形式的政治危機，使得內部反對派可以趁機發作、挑戰當權派，其通常會是選舉舞弊、政治議題發酵。

例如，烏克蘭分別在2004年與2014年爆發兩次“顏色革命”，前次源于反對派聲稱的選舉舞弊，后者則受總統親俄的情境觸發，讓反俄派有了營勢空間。

第二，反對派往往會動員民眾示威，使用各種非常規手段挑戰當權派，其目的不一定是推翻政權或推動體制的根本性變革，但必然是要實現權力的派系轉移。

對反對派來說，街頭暴力只是助推上述目標的手段，一旦其認為示威者不再替其利益服務、或可能破壞政權穩定，便會選擇將其遣散。

例如，埃及軍方在2011年政變推翻穆巴拉克政權時，便沒有強力鎮壓街頭示威者，因為這部分人代表反穆巴拉克的力量；但在2013年政變推翻穆兄會出身的總統穆爾西時，便大膽屠戮參與示威的親穆兄會群眾。

第三，外國勢力支持該國反對派或街頭群眾，以推進為本國利益服務的政治議程。其支持途徑可分為直接與間接，直接途徑包括對該國政府施以外交壓力，并對反對派、街頭群眾提供財務與后勤支持；間接途徑則包括以媒體形塑風向、通過互聯網發動鼓吹、塑造不利該國當權派的全球輿論，并讓示威者感覺自己受到全球輿論的關注與支持。

例如，在烏克蘭兩次“顏色革命”中，美國便毫不掩飾自己的直接支持與主導，不論是對反俄派政治精英，或是對街頭的示威群眾。

然而上述特色，在當今伊朗的示威中皆有一定程度的收縮。

2009年，伊朗總統大選前，內賈德與穆薩維的電視辯論。圖自中國日報

首先，在反對派利用政治危機發起斗爭方面，近年的伊朗已相當罕見，2009年爆發的“綠色革命”可謂典型案例，但距今也有13年之久。彼時的伊朗政壇尚有明顯的路線之爭，穆薩維代表的是拉夫桑賈尼、哈塔米以降的改革派路線，內賈德則代表了反西方的強硬派路線。

而在后者第一任總統任期內（2005年至2009年），伊斯蘭革命衛隊崛起、保守勢力回潮，伊朗出現了國家軍事化、“再原教旨主義化”的現象（道德警察便是在此期間成立），引發了改革派的失勢焦慮。哈塔米、拉夫桑賈尼等人遂決定孤注一擲，用“自下而上的壓力”，促成保守派對改革派讓步。

于是，穆薩維首先以選舉舞弊為由，挑戰內賈德第二任期的當選資格，改革派再動員群眾大量上街，要求政府重新計票、推動政治改革，包括政治民主化、禁止教士干政等。

但是從結果來看，改革派沒能心想事成，內賈德依舊連任，伊朗政壇的保守化趨勢難止。即便改革派的魯哈尼在2013年成功上臺，美伊關系短暫緩和，特朗普卻在2018年單邊退出核協議、開始對伊朗的極限施壓，導致本就勢弱的改革派受到重挫，已經沒有當年拉夫桑賈尼、哈塔米時代的路線斗爭本錢。

例如，面對2019年的全國示威，魯哈尼只能跟著譴責示威者，而無法反過來要求哈梅內伊、伊斯蘭革命衛隊放權。